1997年7月2日清晨，北京西长安街上雾气未散，最高人民法院门口已经挤满了媒体的长枪短炮。九点整，终审裁定落槌，“撤销原判、刘相荣无罪”的话音透过扩音器传出，人群先是一愣，随即爆出掌声。彼时距他被戴上手铐仅一年零九个月。
这一纸裁定的背后，不仅有当事人对清白的死守，也折射出九十年代反腐司法路径的曲折。要说刘相荣为何会坐上被告席，得从1995年8月朝阳华星房地产公司的一起经济案讲起。
那年8月28日，公司总经理刘兴岩、副经理杜玉霞因私刻公章、挪用公款被传讯。案子原本是经济类案件，气氛不算紧张。谁也没料到，仅隔一夜，杜玉霞突然要求见检察长，开口就指认“给刘市长送过两万现金、一台彩电”。一句话，将案情陡然拉向刑事受贿。
杜玉霞的说法听起来有鼻子有眼：第一次送钱在93年深秋，第二次在94年盛夏，彩电则是94年年底送到刘家。记录在公司笔记本上的“刘市长”三字，更像铁证。于是，省检察院火速成立专案组，9月28日刘相荣被刑拘，10月9日被批捕，1996年6月19日一审判八年。
审判那天，双塔区法院门口围满了群众。判决刚念完，现场静得吓人。有人低声嘟囔：“咋可能？”也有人眼眶发红。法警押着刘相荣离开时，他冲着看台喊了一句：“我没拿一分不该拿的钱！”声音不高，字字扎心。
刘相荣1940年生于山东聊城，1960年考进北大化学系。八年寒窗，他的外套补丁摞补丁。参加工作后，他在沈阳冶炼厂摸爬滚打，靠技术晋升到车间主任。1989年3月当上朝阳市长，那股简朴劲儿没改：住普通楼房，不要警卫，他常说，“我也就一工资卡，小偷偷走也就那点钱。”
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何会被“坐实”受贿两万九千六？最初的关键只有杜玉霞一张口供。可细摊时间轴漏洞百出。先看93年秋那次“送钱”。经出入境记录和外办电报证实，93年9月至10月刘相荣正随辽宁省代表团在俄罗斯考察，根本没在朝阳。再看94年“感谢减税”的说法，华星享受减免政策是在1992年底，按理不该隔两年才送礼。
地点也对不上号。刘相荣办公室有明文规定：女性来访须秘书在场。秘书们作证，那两段时间里杜玉霞没进过门。若真送钱，就只能往家里送，可93年秋刘相荣家正装修，工人进出记录清清楚楚，也没见陌生女客。
最吊诡的是那台彩电。彩电确实进了刘家，但钱是谁出的？后来查明，彩电是免税指标即将到期，潘氏想蹭个便宜价，提前给了5000元定金。余款一万多元没来得及补齐，彩电便成了“行贿物”。当1995年刘相荣发现彩电“变味儿”，立刻让张永杰来家当面退钱，“这是一万彩电尾款，加上借你的两万，一共三万，全结清。”张永杰尴尬地收钱，还打了收据。
可惜，这些细节在一审卷宗里没留下痕迹。刘相荣被判刑后，家里没哭天抢地，潘氏一句话：“打官司咱就按程序走。”她联络老同学、退休法官、在京记者，硬是拼出一份17万字的再审申诉材料。她的长子住进地下室，每天守在人大信访局门口递材料，生活费靠朋友接济，苦得厉害却不肯退。
有意思的是，媒体介入成了案件转折点。《问苍天，刘相荣何罪之有》一文点出13个疑点，迅速传遍北方报业圈。辽宁省人大、最高法读完文章，当即派出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在朝阳蹲了18天，才让杜玉霞说出“那两万是借款”的实话。
1997年7月2日，终审判决下来，刘相荣走出看守所。朝阳当晚下起小雨，街面上却挤满庆祝的人。有人递上一碗热汤面，他接过来，笑得像个孩子。老太太李大娘握着他的手说：“刘市长，你干净，咱知道。”这句话，比任何官方文件都暖。
7月26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补选刘相荣为八届人大代表；1998年，他成了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调省经贸委任副主任。工作又回到正轨，但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依旧朴素：“假的毕竟是假的，纸包不住火。”
案件虽结，但留给办案机关的反思并未结束：口供之外，必须要有能经得住推敲的证据链；程序失守，再好的初衷也可能酿成冤屈。对老百姓来说，记住的或许是一位清廉市长的坎坷一年；对司法机关而言，记住的应是那年夏天砸响的警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