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靠战功升官，有的人靠头脑，还有一种人，叫刘峙，他靠的是运气。
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别人打得头破血流，他总能歪打正着捞到好处，人称“福将”。
这福气，就像银行里的存款，看着多，但总有取完的一天。
1937年秋天，刘峙的运气账户，在华北平原上被一次性清零了。
那年九月，平津已经丢了，华北的天空灰蒙蒙的，跟人心一样。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胃口大得很，他们的目标是沿着平汉铁路一路向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要直接烫穿中国的心脏。
挡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刘峙的第一战区。
刘峙当时的官衔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蒋介石本人，说白了，他就是前线总指挥。
这担子有多重？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打开地图一看，这位“福将”估计是真笑不出来了。
日军那边，摆开的是一个豪华阵容：第5、第6、第10、第14、第20，整整五个常设师团。
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一共就17个这种王牌师团，这是把近三分之一的家底都砸在了华北。
超过14万兵力，坦克、重炮、飞机，什么都配齐了，是头能碾碎一切的钢铁怪兽。
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和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像两只巨大的铁钳，从左右两边包抄过来。
中间，第6、14、20三个师团，是三把锋利无比的尖刀，刀尖直指涿州和保定。
再看刘峙这边，纸面上看有15万人，人数好像差不多，可里子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15万人是典型的大杂烩：孙连仲的西北军，枪是老了点，但人硬气；万福麟的东北军，从东北一路退下来，心气早就散了；还有些地方部队。
真正算得上中央军嫡系的，只有关麟征新组建的第52军。
装备更是没法比，在华北这种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用士兵的血肉之躯去挡人家的坦克洪流，结果可想而知。
更要命的是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蒋介石的命令不是让他相机行事，保存实力，而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在保定附近与敌决战”。
这个命令的背后，是全国一盘棋的考量。
上海淞沪会战打成了血肉磨坊，蒋介石想在华北拖住日军南下的脚步，把日军的主力吸引到江南的水网地带，用空间换时间。
华北战场，从一开始，就是一枚弃子。
而刘峙，就是那个被推上棋盘，去执行这个必输任务的棋手。
面对日军的泰山压顶，刘峙的战术布置中规中矩，他沿平汉线设置了三道防线，打算层层阻击，慢慢消耗日军。
第一道在房山、固安一线，第二道在安新、漕河，第三道是正定。
计划是好的，但战争从来不按计划走。
9月14号，枪声一响，涿保会战正式开打。
仅仅一天功夫，万福麟的东北军守的第一道防线就被撕开了。
这位老将的部队几乎没怎么抵抗，就擅自往后撤，永定河防线大门敞开。
日军的攻势像开了闸的洪水，直接扑向了第二道防线，关麟征的第52军成了中流砥柱。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第14师团的师团长土肥原贤二。
这个人不是个纯粹的军人，而是个老牌特务头子，在中国混迹多年，号称“中国通”。
他的指挥部里挂的地图，比刘峙司令部里的还要精准。
土肥原盯着地图，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中国军队忽略的细节：在守军阵地前方的徐水东面，有一大片无边无际的青纱帐，也就是长得一人多高的高粱地。
在中国守军眼里，这不过是片庄稼地。
但在土肥原这种老特务眼里，这是天然的隐身衣。
9月19日，一场阴谋开始上演。
日军第6师团在正面发动猛攻，炮火连天，把第52军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去。
就在这时，土肥原的第14师团，像一群幽灵，钻进了青纱帐。
他们一声不响，借着高粱地的掩护，悄无声息地绕到了守军的侧后方。
当这支日军突然从高粱地里杀出来的时候，守军完全被打懵了，侧翼防线瞬间崩溃。
第二天，徐水就丢了。
徐水一丢，整个漕河防线就岌岌可危了。
70公里长的防线，只靠关麟征一个军，到处都是窟窿。
这种一线式的呆板防御，一旦被突破一点，全线就跟着动摇。
屋漏偏逢连夜雨，第52军内部也不太平。
军长关麟征和手下的第2师师长郑洞国，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
但关麟征为人傲气，总觉得郑洞国和他的第2师是老部队，资历老，不听使唤，两人之间一直有疙瘩。
9月21日，日军主力猛攻漕河镇，郑洞国的第2师顶在最前面，打了一天一夜，阵地没丢。
但日本人很快就看穿了关麟征的部署，他们不再硬碰硬，而是发挥机动优势，直接绕过正面阵地，扑向保定。
战线被压到了保定城下，关麟征想收缩兵力守城。
可土肥原的特务早就把城里所有重要目标的坐标都发给了日本空军。
一轮又一轮的轰炸下来，保定城里的电话线全被炸断，指挥系统彻底瘫痪。
关麟征没办法，只好把军部搬到城外，留下一个命令给郑洞国：你带第2师死守保定。
9to a halt.
9月23日，情况彻底崩坏。
日军三面合围，还有一支部队跑到了保定南边，把退路也给断了。
保定成了一座插翅难飞的死城。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南京的电报又来了，还是那几个字：“死守，不准退！”
据说，当时刘峙的脸都白了，他一句话不说，只是眼巴巴地看着关麟征。
关麟征也是个明白人，知道总座在等什么，于是硬着头皮站出来说：“总座，您先走。
我在这里再顶一下，对校长那边也好有个交代。”
刘峙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二话不说，立刻带着他的战区长官行营机关，头也不回地朝南撤了。
最高指挥官都跑了，这仗还怎么打？
23号夜里，撤退的命令终于下来了。
关麟征带着军部和他自己的嫡系第25师，趁着夜色突围。
但他走的时候，根本没通知还在城里跟日军死磕的郑洞国。
等郑洞国派人去军部联系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左边的友军不见了，右边的友军也没影了，没人告诉他一声。
他的第2师，就像个没人要的孩子，被孤零零地扔在了日军的包围圈里。
万幸的是，第47师师长裴昌会路过，也是个讲义气的。
两个师长一商量，不等命令了，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郑洞国带着剩下的兵，在老百姓的指引下，钻小路，躲追兵，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
这一仗打完，他跟关麟征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后来坚决要求调离52军。
刘峙第一个开溜，带了个极坏的头。
原本计划中的边打边撤，彻底变成了一场谁跑得快谁活命的大溃逃。
部队建制全乱了，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乱哄哄地往南跑。
这场涿保会战，从军事上讲，中国军队输得不冤。
装备差、战术死板、内部矛盾重重，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精锐，失败是大概率事件。
刘峙的责任，不在于他没能守住保定，而在于他作为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在最需要他稳定军心的时候，他选择了第一个跑路，直接导致了全线崩溃。
战后，一首顺口溜在部队里传开了：“枪停三十里，枪响百里三”。
意思是说，刘峙的部队离鬼子三十里地就不敢动了，可一听到枪响，一口气能跑出一百三十里。
“长腿将军”这个外号，就这么焊在了刘峙的身上，跟了他一辈子。
此战之后，刘峙的“福将”名声彻底扫地，被调回重庆当了个没有实权的卫戍总司令，直到1945年抗战快胜利了才重新被启用。
一场涿保会战，不仅丢掉了华北重镇，也打掉了一个高级将领一辈子积攒的所谓“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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