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院长最近谈国运。
什么是国运？他通过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比较，得出 一个经济学的结论是：中国由弱变强的国运，来自于党的光辉政策：通过保障私有产权，激发出了企业家活力。
这是偏重于国内的定位。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中国四十年的成就，的确是不自于对私人资本的开放：在意识形态上搁置了对资本的批判，通过市场化的运行机制打造出了一个对资本友好的市场洼地；而单位资本密度的指数级增长，决定了市场的繁荣景象。
但我们也需正视问题的另一面：民间投资自 2016 年后持续下滑，从占全国总投资的 65%，降至 2024 年的 50.1%；2025 年 1-10 月同比再降 4.5%，大概率会跌破 50%。同期，外资投资同比下降 12.1%，从特斯拉到星巴克，可列出一长串知名企业的名单 —— 我们为何不再是资本的洼地？
事实上，针对民营经济及外资，政策层面已出台诸多友好举措，为什么会出现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场景？
核心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整体经济出现了下行压力，社会总需求不足，星巴克这类外资撤出，与消费降级直接有关。
第二个原因是地区的安全性，美国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成为美国经济安全最大对手，实际上在特朗普1.0时就明确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直言存在着地区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中日关系目前也高度紧张，外资撤出是市场经济理性人的选择。美日企业撤出，其损失由政府补偿，这是非常坚决的态度。
第三个原因是全球贸易规则在改变，向院长提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侧重于国内，这一点，张维迎说的对，没有WTO，中国经济就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功，然而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未来的正确选择是CPTPP的21世纪贸易议题，中国离开了全球市场，难以完成从传统工业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型，再次成为全球资本的洼地。
结论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更离不开世界。
越南能跨越CPTPP的五大门槛，中国为何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国际规则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是一个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的国运取决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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