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夏，雪线刚刚退到岷山腹地。连绵细雨里，一支刚刚翻过夹金山的部队在草甸上扎营，他们的番号叫“中央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行军，参谋处急需为下一步寻找出路。当天夜里，灯火被雨丝割得支离破碎，毛泽东摊开地图，手指北方，身旁的周恩来默不作声地递上一份最新情报——日军已将兵锋逼至热河。
时局的急迫感，不是纸上谈兵能驱散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扩张像滚开的水泡，一刻不停；国民政府忙于“剿共”，东北、华北却节节失土。红军如果还困在川西北这片高寒之地，只能被动等待合围。抓紧时间跳出包围圈，向民族危机最尖锐的方向运动，成了中央高层的共识。
达维、懋功会师把红一、四方面军十万余人凝成一股巨流，但也带来另一重难题：谁来决定巨流的方向？张国焘掌握的四方面军人数占优，他自然希望沿已熟悉的川北腹地继续南下，以现有根据地作依托。南下有粮、有群众，听上去安全，可安全背后往往是死胡同。
徐向前当时身在四方面军指挥机关。他晚年回忆，会议室里争论得火星四溅，有人甚至拍桌：“北上路远，胡宗南挡在松潘，我们能过得去？”徐向前皱眉却没有吭声，他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如果红军继续在川中打转，日本人会趁隙鲸吞华北，蒋介石一旦腾出手来，西北再无缝隙可钻。
6月15日，《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电波传出。宣言里第一次把“北上抗日”写成公开口号。张国焘表面附和，内里却暗自盘算南下部署。仅仅九天后，两河口会议，他话锋陡转：“向成都打才有粮草。”会场气氛瞬间冷掉。
“难道让红军在大渡河继续兜圈子？”周恩来轻声一句，把沉默划破。没人再接话，但不少四方面军干部心里跟徐向前一样在打鼓——南下虽易，退路却被群山封死；北上艰险，只要闯过去便能同陕甘现成的群众基础结合，这笔账并不难算。
川西北地形不待人。山高谷深、藏族牧区稀疏，物资补给几乎靠背夫一袋袋运送。中央翻看粮秣统计，平均每人每日口粮不足一斤，如此窘迫下再拖延，十万人马会迅速被饥饿拖垮。北上，哪怕穿草地、啃野菜，横跨岷江后山势趋缓，还能与陕北游击队呼应。
蒋介石的部署正好说明这点。中央军、川军二百个团呈扇面合围：东线堵松潘，南线锁大渡河，西线守康藏古道，北面却留出一条看似漫无边际的荒凉出口。蒋介石估计红军不敢去“苦寒之地”，却没想到“苦寒”恰恰给予战略转折的可能。
徐向前坦陈，当时自己处在尴尬的夹缝。“中央红军连夜起营北进，一声不吭就拔营，我愣坐在床板上半小时。”他本能反对分兵，却更明白南下是死局。最终，他顶住压力，传令：“不准打自己人。”一句话把可能爆发的内讧掐灭在摇篮。
随后的事实在枪火与雪线之间展开。中央纵队先行穿越松潘草地，随后四方面军主力也被迫折回北进。一路艰苦，可西北黄土高原的地貌、民情与晋绥、陕甘根据地迅速融合。几个月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呼声已在延水河畔形成燎原之势。
徐向前在晚年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评语：“北进不是拍脑袋的决定，而是对国内外主要矛盾的精准判断。”他的笔触并不华丽，却精准。纵观那一年，任何脱离民族危亡的所谓“稳妥”其实都是短视。
毛泽东后来对干部讲，“南下是绝路。”这句判断凝结了会师争论的全部经验。事实证明，只有把生存空间同民族大义结合，红军才能在绝境中杀出通道，才能在随后全面抗战中赢得主动。徐向前的回忆，也由此成为研究中央红军战略转折的珍贵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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