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9日，北京西郊钓鱼台迎来一位不速之客——香港总督麦理浩。大厅里弥漫着茶叶的热气，邓小平掷地有声地告诉对方：“主权问题没有回旋余地。”这番话掷进英方耳中，也飘进了站在外交部走廊另一头的耿飚心里。那一刻，他并不知道，几年后自己会因一句模棱两可的答复被“小平同志很生气”点名。

麦理浩访华之后，中英围绕香港归属展开你来我往的试探。1981年，外交部奉命成立专班研究香港出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耿飚被请进专班参与前瞻性讨论。按理说，他早在瑞典、芬兰、丹麦三国间的奔走中磨炼过“慎言术”，可这一次，北京对香港的每一个表述都像精密的钟表零件，一点疏忽就会令全盘布局走形。

耿飚的外交履历长达三十余年，却是“半路出家”。1950年冬天，他还在十九兵团批阅作战总结，就被周恩来叫到面前：“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你去干。”一句话改变轨迹，他脱下挂满风沙的军装，穿上挺括西装。经过短暂培训，他从瑞典到丹麦，再到芬兰，硬是把“野战口音”练成一口颇有节奏的普通话。不得不说，这段经历让他擅长在陌生环境中迅速找到着力点，也让他养成了对媒体“点到为止”的习惯。

时间跳到1984年5月，全国“两会”正在北京举行。香港媒体记者成群结队涌入人民大会堂走廊，想捞到点风向。有意思的是，北京方面公开资料不多，记者们只好守株待兔，见到部长、委员长就堵。那天中午，耿飚刚与外宾约好去万寿宾馆用餐，一位年轻女记者突然凑上来：“耿委员长，如果1997年香港回归，北京是否一定要在港驻军？”她语速很快，录音笔几乎贴到耿飚领带上。

耿飚脚步不停，边走边答：“这事还在研究，不一定吧。”话音不高，却被放大。第二天，香港几家大报头版出现醒目标题：“耿飚暗示：回归后或无解放军驻港”。投资人神经紧绷，英方代表团在谈判桌上顿时底气十足。

5月25日13时许，耿飚刚踏进万寿宾馆大门，人民大会堂那边急电催回。汽车穿过长安街，他心里有股不祥的预感。会议室门一推开，彭真低头翻文件，抬眼只说一句：“你闯祸了，小平同志很生气。”短短十字，气氛骤冷。

追溯原因，驻军问题既是象征也是底线。早在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首次交锋时，他就强调“驻军是主权的标志”，任何含糊都会被英方解读为让步。耿飚的一句“不一定”，正好触动对方最敏感的神经，也给了外界炒作空间。

当晚，中央办公厅迅速向港澳媒体发通稿，明确指出“个别报道不代表中国政府立场”。邓小平更在第二天会见港区人大代表时重申：“香港回归后，中国军队必须驻港。”一句“必须”如同重槌，击碎种种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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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耿飚当真不懂分寸吗？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对香港事务虽跟得紧，却未参与核心谈判文件起草，对一些已定原则缺乏最新口径。加之“两会”期间访客络绎，口头答复极易被剪辑、拼接。遗憾的是，国际博弈讲究分毫不差，容不得半点随性。

耿飚随即递交书面检查，没有找借口，只写：“表态不严谨，影响大局，深感内疚。愿从头补课。”文件摆到政治局办公桌，邓小平批示：“事情已过，注意教训。”一锤定音，风波止于北京，但也给所有涉港官员敲响警钟——舆论场同样是谈判战场。

紧接着，中英谈判进入冲刺。1984年7月，双方就《联合声明》主要条款达成一致；9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草签文件。值得一提的是，草签仪式并非公开直播，邓小平却特地邀请耿飚旁听。有人猜测，这是领袖对老战友的信任，也是一次“以错促学”的方式。

文件签字那一刻，耿飚站在侧门，目光始终盯着桌上的笔。两年前邓小平在钓鱼台说过，“主权问题没有回旋余地”。如今，这支笔划下一道毫不回旋的曲线。

1985年5月，中英互换批准书，《联合声明》正式生效；1997年7月1日零时，五星红旗在维多利亚港畔冉冉升起。港人关注的驻军问题，最终以《驻军法》得到法律确认。外界至此才明白，当年那场“小风波”差点让一项核心条款陷入口舌泥潭。

历史细节往往隐藏警示意义。第一，谈判桌上的分寸感不只体现在正式文件，也体现在每一段公共表述；第二，军事与外交并非泾渭分明，越是交汇处越要谨慎；第三，信息传播速度远超想象，一句顺口的话足以改变资本流向和社会情绪。

耿飚晚年回顾一生，多次提到1950年周恩来告诫他的那句话：“外交工作代表国家。”从北欧使馆到香港问题，他几乎把这句话当作潜意识。但关键时刻的一次“顺口”，仍旧提醒后来者：经验与谨慎缺一不可。

1999年，耿飚在北京病榻前对后辈叮嘱：“同外国记者说话，先想一想背后是不是还有无数双眼睛。”言辞平淡，却比公式化教条更具震慑力。

香港回归已过去二十多年，关于那张1984年香港报纸的影印件，仍被存放在中央档案馆。它记录了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口误，映射出谈判艺术刀尖起舞的真实景况。邓小平震怒、彭真急召、耿飚检讨，这些情节当年仅在内部文件出现，如今翻读，仍能体会到政策与话语之间千丝万缕的张力。

若追问这场插曲给决策层带来怎样的启示，大概是：国家战略的制定与表达必须浑然一体。任何落差，都可能被对手视作敞开的缝隙。主权议题尤其如此——一点模糊，可能演化为无边争议；一句含糊，也可能冲淡多年布局。

事件过去后，耿飚常被问及：“那天如果不说‘不一定’，会怎样？”他笑而不答，仅抬手比了一个拉拉链的动作。懂的人会心，不懂的人莞尔。在高度紧绷的国际对话中，最有分量的话，往往是不说的那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