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一月，年逾七旬的李宗仁携夫人桂系归来，首都机场礼炮齐鸣。香港报纸第二天便以整版报道：“昔日桂系首领回到北京”。远在港岛浅水湾寓所的张发奎摊开报纸，良久无言。侄子递上一杯淡茶，轻声试探：“三叔，也回去看看？”张发奎只摆手：“北面也罢，东面也罢，我都不去了。”这句略带乡音的回答，道尽了他此后余生的选择。
张发奎的迟疑，与周恩来总理屡次发来的电报邀请形成鲜明对比。早在一九五○年春，第二批起义将领刚刚返京，周恩来便托在港友人带信，劝他“为国家和平统一大业出力”。此后数年，电报、口信、面谈邀约不下三回，言辞始终恳切：“老战友，国家需要你，故土盼你。”然而，张发奎始终以“年老多病，不问政事”为由婉拒。
这一幕若放在二十年代，几乎难以想象。当年北伐军第四军“铁军”战旗飘扬，张发奎是军长，叶挺任独立团团长，朱德、叶剑英、粟裕等后来的人民军队统帅与将星，都在他帐下历练。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第四军三战三捷，打出“铁军”盛名。若无那段并肩时光，周恩来也许不会对一位旧日对手反复致电。
关系的转折点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后，张发奎追随汪精卫，与南京的蒋介石对立；广州“七一五”清党风声鹤唳，许多中共党员惨遭逮捕，血染江畔。张发奎并非亲自持刀，但他在事发时位高权重，难辞其咎。此后十余年，红军长征、国共和谈、抗日烽火，双方再无交集，旧怨留痕。可正因有了这段复杂的渊源，新中国成立后若能将他争取回来，无疑具有象征意义，也能向海外展示“成者王侯、败者亦可归公”的气度。
抗战时期，张发奎走向前线的姿态颇得军中敬重。北平沦陷、淞沪鏖战，他屡次电请“给我兵，我去守”。一九三七年底，他率第三集团军进驻江南，配合第九十八军鏖战昆仑关。广西靠着这场胜利暂稳战局，日方《作战记录》记下“张师为何如此顽强”一句，足见激烈。也因此，五十年代大陆军史研究者列举抗战名将，张发奎常榜上有名，学者丁身尊更是评价：“论抗日意志，其锋不亚于薛岳。”
然而光环之外，张发奎对蒋介石同样心存芥蒂。北伐后，蒋两次剥夺其兵权；武汉失利，蒋以“指挥失当”名义将他闲置岭南。一九四九年春，混战局面下，蒋却又急令张出任陆军总司令。广州沦陷前夜，蒋奔赴前线督战，张发奎却悄然乘船去了香港。有人说他临阵脱逃，也有人说他看透大局，免得再被当枪使。无论原因，蒋此后数次电召去台，都被拒绝，连赴台探亲的特别通行证也没有申请。
与台湾保持距离，却同样不上北京，这种“等距”态度耐人寻味。学者分析，一是生性多疑。身边近臣回忆，他常念叨“凡事留半分后路”，香港的特殊地位恰好给了他缓冲。二是晚年精力有限。进入七十年代，他中风两次，吞咽困难，靠女儿每日磨粥为餐，奔波之行已成奢望。三是情感纠结。抗战阶段他与桂系交好，与白崇禧结拜兄弟，但同僚多聚台北；若随之而去，必再陷军界派系漩涡，这正是他避之不及的旧梦。
周恩来为统战所作的努力，既出于对旧日战将的情分，也出于国家战略需要。那几年，北平已接纳傅作义、程潜、龙云等多位旧部将领，社会反响积极。假如张发奎归来，不仅能在桂粤军人中起示范，亦可削弱台湾方面对南方旧军系的吸附力。香港舆论当时更传言，若张踏上深圳河，中央可能安排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参与华南侨务。可惜所有构想终成镜花水月。
“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两边都不合适。”据说一九七三年冬，周恩来最后一次委托友人当面相邀，张发奎只说了这一句话。那时他已81岁，思路时而清晰，时而迷糊。好友张群从台北寄来手杖，信中提及“老友相聚彼岸”，亦未能动摇这位耿介老兵。历史有时候并不浪漫，个人抉择更多是避险而非豪情。
一九八○年三月十日，张发奎病逝香港圣保禄医院，终年八十八岁。讣告上淡写一行：“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大陆方面电唁，台湾方面亦致挽联，却都未能在生前让他跨出那一步。值得一提的是，港报追忆他抗战功勋的篇幅，远多于对政治立场的评议，足见民间对其“抗日名将”形象的认可。
若细算与共产党之间的恩怨，张发奎有血债，也有情谊；若回顾与蒋介石的纠葛，他有知遇，也有猜忌。两头不去，既是防范风险，更像是对半生沉浮的一声长叹。有人慨叹错失良机，有人称赞识时务者为俊杰。史家邓之诚说过：“人物沉浮，皆系其心。”张发奎的心结，无人能替他解开。八十载风雨，他用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为自己关上了两道门，却也在香港这方狭窄天地里，守住了内心的最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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