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南京岱山一声巨响，戴笠连人带机摔成了黑炭。
蒋介石这边还没来得及把眼泪擦干，一份绝密的遗产清算报告就摆上了案头。
仅仅翻了几页，老蒋那个气啊，拍着桌子手都在抖，原来自己信了一辈子的“心腹”，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超级富豪。
清单上写得清清楚楚：上海和香港的豪宅就有49处，瑞士银行里躺着120公斤金条，最离谱的是菲律宾的一个秘密仓库里，竟然还藏着3000支崭新的美制汤姆森冲锋枪。
蒋介石大概做梦都没想到，大家都以为戴笠是只忠诚的猎犬，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其实是一只喂不饱的巨鳄。
早年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时候，兜里比脸还干净，全靠在赌场里看人下菜碟，在黑白两道中间玩“空手套白狼”。
那时候他就悟透了一个理儿：在这个乱世，满嘴的主义都是虚的，只有金条和枪杆子才是硬通货。
后来他跑去考黄埔军校，压根不是为了什么报效国家，纯粹是看准了这是当时回报率最高的“政治天使投资”。
在学校里明明是个穷光蛋，他敢伪造汇款单，装成富二代给同学发“分红”。
这就叫舍得下本钱，这种“烧钱买人脉”的路数，直接帮他搞定了后来的“十三太保”。
说白了，从一开始，戴笠就把政治当成了一门生意再做。
但这门生意真正做大，还是在抗战时期。
那时候大半个中国都打烂了，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可对戴笠来说，这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风口”。
他手里的军统特权，那就是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他在上海搞了个“通济公司”，名义上是给国家运战略物资，实际上干得全是倒买倒卖的勾当。
他胆子大到什么程度？
竟然敢背着老蒋，把钨砂、桐油这些造子弹、造飞机的宝贝卖给日本人，转手再从沦陷区倒腾紧俏货回来卖高价。
一边是前线战士在拼刺刀，一边是军统的卡车和日军做买卖，仅1941年这一年，他就赚了800万美元。
这钱赚得，那是真带着血腥味。
更绝的是，这人脑子转得太快，把华尔街那套都玩明白了。
他利用军统截获的盟军情报，提前知道汇率要变，在重庆黑市上疯狂炒作美元和黄金。
甚至在史迪威事件那阵子，他通过做空法币，硬生生套现了两吨黄金。
这操作，放在现在就是妥妥的内幕交易加金融诈骗，但在当时，这就是戴笠的“钞能力”。
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这就是那个腐烂体制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抗战时期的走私还是偷偷摸摸的“暗箱操作”，那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劫收”，就是戴笠最后的疯狂了。
当时国民党大员们像蝗虫一样涌向沦陷区，戴笠更是制定了所谓的“劫收四策”。
只要他在名单上动动笔，那些汉奸的家产摇身一变就成了他的私房钱；港口想走私什么，全凭他一句话。
短短几个月，光在上海他就吞了178栋房产和12万两金条。
甚至为了洗白这些黑钱，他还把商代的青铜器、唐代的佛像，通过秘密渠道运到国外去拍卖。
在他那座戒备森严的公馆里，用的餐具上刻着“忠勤为国”，结果招待美国人时用的是纯金刀叉，喝的是宋美龄赏的拿破仑时期红酒。
这种分裂感，看着都觉得讽刺。
随着钱袋子越来越鼓，戴笠的野心也开始膨胀，甚至想绕过蒋介石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
到了1946年，他的特务网已经渗透到了国民党的每一个毛孔，甚至还在美国战略情报局里安插线人。
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让生性多疑的老蒋早就动了杀心。
那句“雨农手太长，需有人分其权”的评价，其实已经宣判了戴笠政治生命的死刑。
只是谁也没想到，老天爷动手比老蒋还快。
戴笠这一死，那场关于他遗产的争夺战，简直比谍战片还精彩。
蒋介石派人去查账，结果发现戴笠的秘密资金竟然占到了国民政府外汇储备的15%。
这笔钱最后去哪了？
大部分都没能回到国库。
戴笠的儿子想继承，结果被军统的新头目毛人凤以“清理敌产”的名义给扣了；家里藏的几百本宋版古籍，被陈果夫用“国有化”的借口私吞了；就连美国第七舰队都跑来凑热闹，点名索要那个藏着3000支冲锋枪的菲律宾货仓。
曾经不可一世的“特工之王”，死后却成了同僚们瓜分的盛宴。
这场闹剧折腾到最后，大家才看明白，国民党内部那种“大贪吃小贪，最后一起完蛋”的逻辑是多么荒诞。
蒋介石虽然愤怒，但他或许更应该感到悲哀，因为戴笠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整个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的缩影。
当一个政权的所谓精英们都在忙着把权力变现时，覆灭的倒计时就已经开始了。
1949年，戴笠的那个豪华公馆被接管时，人们在地下室发现了一张发霉的汇款单，那是他当年在黄埔伪造的“第一桶金”。
参考资料：
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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