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写了一个贴子，讲述彭珮云在西南联大、金陵大学、清华大学都就读过的特别经历，有几个网友留言评论说“彭珮云的父亲是彭湃”，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彭珮云的父亲是彭湖，湖南浏阳人。
1900年，彭湖在湖南浏阳县永安镇彭家冲出生，一看地名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彭姓族氏聚集的村落，据当地考证，彭湖家族的祖先是在元末时期从江西迁居到浏阳永安。
彭湖的曾祖父是行医的，祖父是前清的贡生，在当地办了私塾，同时也继承了父辈的悬壶济世祖业，因此彭家在浏阳当地有很好的名声。
到了彭湖的父亲彭允文，继承了家族行医的手艺，但受维新思潮的影响后，到了湖南武备学堂就读，毕业后就去了湖南新军担任军官，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立下功劳后升至了陆军少将，但民国成立之后，彭允文就从退伍返乡了，在浏阳继续操起了家族的行医祖业。
彭允文育有四子，分别是彭光闾、彭光球（彭湖）、彭光汉、彭光明，彭湖是四兄弟里面的老二，彭湖的哥哥彭光闾比彭湖大两岁，哥哥对彭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彭湖也视哥哥彭光闾为榜样。
求学
彭家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加上家境也不错，到上中学的时候，彭光闾和彭湖分别在1914年、1916年考入到了长沙的长郡中学读书。
彭光闾在长郡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辅仁学社，探讨救国真理，这个学社里有非常出名的人，如罗章龙。彭光闾从长郡中学毕业后考入到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投笔从戎选择从军，成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八期步兵科二队学员。
彭湖在长郡中学读书期间也是一名非常活跃的热血青年，参加各种学生运动，成为了中学生里面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带头宣传反对卖国条约，主张抵制日货。五四运动期间，彭湖担任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评议部部长，负责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
彭湖也因此在那个时候结识了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毛泽东等发起的湖南“驱张运动”中，彭湖也是作为学生代表之一，跟着毛泽东一起赶赴北京请愿，要求北洋政府查办军阀张敬尧，后来联合了各种力量成功将军阀张敬尧赶出了湖南。
彭湖从长郡中学毕业后，并没有像哥哥彭光闾那样投笔从戎，而是考入了上海商科大学，就读工商管理专业。
上海商科大学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后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商科大学，彭湖也成为了学校成立后的首届学生。
上海商科大学设置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交通运输和保险七个系，在同时期的商科院校中是系科最为齐全的，其中会计系、工商管理系在国内大学中都是首批开设。
到了上海这样汇聚新思想的大都市后，彭湖联合了众多长郡中学的校友及湖南老乡，主持成立了“中国自强学会”，并出版学会的刊物。
上海商科大学成为了彭湖的重要人生转折点，在这期间结识了他的贵人——国民党左派大佬杨杏佛，当时杨杏佛正是学校的老师。
杨杏佛主张革命家须有科学的知识，科学家须有革命的精神，他不仅是近代经济管理学家，也是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同盟会的早期会员，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杨杏佛就担任总统府秘书。
彭湖在上海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就在杨杏佛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杨杏佛在1924年赴广州革命政府，重新回到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
从军
1925年，彭湖从上海商科大学毕业后跟着去了广州，并进入到了黄埔军校的庶务科工作。
这也算是走上了和哥哥彭光闾一样的道路，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彭湖加入了北伐军队，在北伐过程中，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 8 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干事、第 26 师政治部主任。
而这个时候，彭湖的哥哥彭光闾也在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北伐大军，一路随北伐大军北上，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方的北伐战役中立下了很多战功，彭光闾一路从排长升至了上校团长。
1927年的时候，北伐军内部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彭湖作为师部政治部主任意识到蒋介石要开始“清党”，把枪口指向北伐盟友共产党。
彭湖当时还是非常有胆量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他还在国民党的内部刊物上发文，公开反对北伐队伍分裂，反对背弃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其实就是在“反蒋”了。
再度求学
无奈他当时的影响力有限，也是无力扭转大局，后来就有了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在一起的所谓“宁汉合流”。彭湖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于是就辞去了军职，转而寻求“实业救国”的理想，决定出国留学，在武汉刻苦复习英语，最终考取了公费留学生。
彭湖在武汉期间还遇到了自己的终生伴侣范新绶，她是湖南长沙县人，范家当时在长沙也是名声比较大的大家族，范新绶中学在长沙周南女子学校就读，与杨开慧、李淑一是同窗好友，后来考入了上海的大夏大学。
范新绶与唐生智的妹妹也是好友，毕业后就受邀到了唐生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也正是这个缘由范新绶随北伐革命军一路到了汉口，在汉口的时候，结识了同为老乡的彭湖，两人在产生好感就渐渐走到了一起。
1928年，正当彭湖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却传来了哥哥不幸牺牲的消息，北伐军当时都已经下达了彭光闾接任旅长命令，但彭光闾却在与直鲁军阀张宗昌战斗中，阵亡于河北滦河古冶车站。彭湖从武汉赶回了湖南老家奔丧，安排照顾嫂子和3个侄子侄女的生活。
不久之后，彭湖与范新绶结婚举办婚礼，之后在出国留洋之前，彭湖将妻子范新绶安置在了南京，然后自己就远赴重洋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彭湖在此期间多次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探亲、办事，彭湖的在斯坦福的学业也因此拖到了1934年才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在期间，彭湖与范新绶陆续在1929年、1931年、1934年生下了三个女儿，长女就是彭珮云。
在彭湖留洋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933年6月18日，彭湖的贵人杨杏佛被被复兴社特务暗杀在上海亚尔培路，杨杏佛与司机同时遇害，杨杏佛的长子腿部中枪幸免于难。
这次暗杀事件是由复兴社特务头子戴笠安排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部署的，杨杏佛的暗杀事件震惊中外，当时各界人士纷纷要求缉拿凶手，并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名人。
彭湖的政治立场与杨杏佛是完全一致的，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却是国民党里面的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反共”政策，主张国共合作。也正是彭湖这样的立场，后来在彭湖负责的部门或企业中，他都默许身边地下党的活动，也悄悄地给予地下党各种支持。
从政
彭湖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回到南京后，直接进入到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担任秘书，这要得益于彭湖在上海商科大学的老同学徐柏园，当时徐柏园已经在交通部担任要职，在隶属于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局担任副局长。
不久之后，彭湖调任上海，担任上海航政局局长。彭湖按照科学管理方法将航政局管理得井井有条，航运秩序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但彭湖也因为对航运走私活动的严厉打击而得罪了江浙大财团老板虞洽卿。
彭湖在上海航政局局长位子上还不到一年，财阀虞洽卿不停地游说蒋介石，最终蒋介石派了亲信俞飞鹏替换掉彭湖的航政局局长位子，彭湖非常愤怒，就此决定离开政界，结束了短短的“从政”经历。
从商
彭湖离开上海航政局后转而投身到了企业经济界，之后先后担任了中国银行总行稽核、重庆分行经理等职，而当时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正是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邀请下，彭湖回到家乡长沙，担任湖南银行行长。当时战时状态，粮食的调拨资金管理和银行密切关联，所以彭湖还兼任了湖南省粮食管理处处长、“湖南战时粮食运储会”常务委员。
在彭湖主持下，原先只在省会长沙和几个中等城市设有分行的湖南省银行迅速发展，分、支行和办事处增加为 44个，员工增加到了近300人的规模。
这个时候重庆分行经理是一位叫楚湘汇的湖南老乡，此前曾任安徽地方银行副行长，和彭湖一样，虽为国民党，但一直是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抗战全面爆发后到了重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周恩来、董必武，以及《新华日报》的熊瑾玎，后来在重庆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楚湘汇利用自己担任湖南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党做了很多事情，不仅提供了贷款办厂筹集经费，还掩护了很多地下党员。其中在重庆涪陵创办的兴华炼油厂，当时以借助工厂掩护了大批的地下党员，又通过办厂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还为《新华日报》印报纸提供油墨。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之后，张治中受到革职留任处分，随即辞去湖南省主席之职。而彭湖留在长沙参与了重建和恢复生产工作，彭湖授命担任长沙市火灾救济小本借贷监察委员会委员，为长沙城区重建与恢复生产付出了极大心血。
当时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蒋介石就大力着手建设西南大后方，派了吴鼎昌担任贵州省主席，计划筹建贵州企业股份公司。这是由政府、银行、地方绅商合作投资创办的集团公司，实行股份制管理，商业化经营。
1939年3月，宋子文就委派彭湖作为中国银行的代表到贵阳，参加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宋子文派彭湖过去，就是要彭湖代表宋子文官僚资本财团管理贵州企业股份公司。
公司创建成立之后，常务董事长由当时贵州省建设厅长何辑五（当时国防部长何应钦的弟弟）担任，总稽核由贵州省银行总理钱春祺担任，而彭湖则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兼董事。
不仅总经理的彭湖是湖南人，公司其中一个副总经理陶咸九也是湖南人，公司的主任秘书王新元、技术专员王惟声都是湖南人，他们是彭湖在长郡中学的同学，而且王新元1926年在上海就加入了共产党，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过上海的工运活动。
彭湖也从湖南带了一批他在湖南省银行当行长时候的老部下，如杨超、肖洁吾、谭剑鸿等，让他们去主管所辖的化工厂和玻璃厂，还通过他们从湖南拉了一大批技工到相关企业。
就这样，贵州企业股份公司的上上下下的重要位置都被湖南所占据，上自总经理及所辖部门主任，下至各数文职技术人员和众多的技术工人。贵州企业股份公司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湖南帮”，有人就把该公司戏称为“湖南会馆”。
彭湖主导之下创办了很多贵州从未兴办过的企业，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发展得十分庞大，包括工业（如机械、发电、水泥、玻璃等），还有矿业、农林、运输、金融、商业，总共六大行业，公司自办和合资的企业、事业单位达40个左右，另外还设有一个贵州矿产勘察团。
到1943年，公司职工有4481人，其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有1084人，技术工人1676人。1943年公司总产值5260万元，经营利润约占贵州省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贵州企业股份公司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民国工业经济的一张名片，为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积累了工业基础，例如引种美国烟草成功，为贵州发展烟草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烟草工业仍是贵州的支柱型产业。
在任职贵州企业股份公司总经理期间的1944年，在主任秘书、地下党员王新元的安排下，彭湖到重庆的时候秘密地去见了周恩来，而彭湖与周恩来当年在黄埔军校北伐时期曾是同事。
抗战胜利后，彭湖结束了贵州企业股份公司总经理的任职，但仍担任了贵州企业公司的董事。
1945年底，彭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驻青岛办事处主任，前往那里接收日伪财产。彭湖的同学王新元也跟去了青岛，并且担任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
1946年2月，彭湖返回南京到中国银行任职，先是担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副经理，几个月后升任行经理，重新做回了银行家的角色。
1948 年初，彭湖和在贵州时候共事过的友人李葆和、陶咸九、吴虞民，一起在上海创办中国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彭湖担任董事长。 彭湖还与这些友人一起在香港合资建造了公寓楼，那时候已经开始安排退路。
1948年底，淮海战役打响后，国民党没撑多久就败局已定了，那时宋子文及在财政部担任次长的同学徐柏园都要彭湖一起去台湾，彭湖拒绝了，在之前王新元曾悄悄到南京与彭湖会面长谈了一次，彭湖更王新元表示过不会去台湾。
但彭湖也担心自己国民党的身份，以及过去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而且彭湖手上担心留在大陆后可能有危险，于是在1948年底带着妻子和4个年幼的孩子去了香港，同时也把中国银行的所有有关美元、黄金的账目及最重要的金库钥匙一起带去香港。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渡江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1949年5月，彭湖综合多方考虑，加上同学王新元的劝说，彭湖带着妻子和孩子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定居。
上海解放后，彭湖就立即赶赴南京，同时将中国银行的所有重要账目资料和金库钥匙交接给了南京军管会，这让当时的军管会接收了大量资产，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困难。而彭湖也彻底告别了任职多年的中国银行工作，结束了自己的银行家身份。
尽管彭湖在解放后仍担任过上海柴油机厂董事长一段时间，但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由于早年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等原因，彭湖还是受到了冲击，失去了柴油机厂工作，至此，彭湖也彻底告别了企业家的身份角色。
晚年赋闲在家的时候，彭湖特别喜欢吟诵浏阳老乡谭嗣同的诗，谭嗣同是彭湖最钦佩的近现代思想家。或许那个时候特别怀念中学时期在长沙开展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风采。
1962年9月23日，彭湖因患癌症在上海逝世，享年62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