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保定东关大校场，两万多人围得水泄不通，空气冷得像要凝固一样。
这不是什么庆祝大会，而是一场要把以前的“大功臣”送上黄泉路的公审。
随着两声沉闷的枪响，两具曾经挂满勋章的身体栽倒在红木棺材旁。
这一天，距离新中国成立甚至还不到三年，谁也没想到，最高层清理门户的决心下得这么快、这么狠。
说实话，这事儿放在当时，那是真的不可思议。
你翻翻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履历，那简直就是两部行走的“革命教科书”。
刘青山35岁，张子善37岁，正是一个男人干事业的黄金年龄。
他俩可不是什么混日子的，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茬子。
当年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搞暴动，要是眉头皱一下都不算好汉；抗战时候在冀中平原带着队伍跟鬼子周旋，那也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主儿。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功臣，只要不造反，下半辈子怎么着也是稳稳当当的。
可谁能想到，这人一旦进了城，换了身行头，心也就跟着飘了。
那时候大环境多严峻啊，朝鲜战场上打得正凶，志愿军战士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啃冻土豆，身上穿的还是单衣。
就在这种节骨眼上，身为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的这哥俩，居然把手伸向了国家的“救命钱”。
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俩人胆子大到了没边的地步：修机场的钱敢扣，救灾的粮款敢挪，甚至借着机关搞生产的名义，倒腾木材、骗取贷款。
说白了，前线在流血，他在后方吸血。
这还不算完，这俩人的私生活简直是“精彩”得让人咋舌。
在这个刚建国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他们住洋楼、坐美式小汽车，甚至还染上了毒瘾。
这哪是什么人民公仆，分明就是刚赶走了旧社会的恶霸，自己又坐到了恶霸的椅子上。
等到这事儿终于捂不住了，要把脑袋提上案头的时候，整个华北官场都炸锅了。
毕竟是自家的老战友，很多人感情上过不去。
当时那种氛围特别纠结，不少老干部私底下嘀咕：“能不能看在过去出生入死的份上，饶他们一命？”
“哪怕判个无期，发配去边疆开荒也行啊。”
这心思也能理解，毕竟培养个高级干部太难了，这要是真杀了，会不会让老兄弟们寒心？
这中间最难受的，莫过于他们的老领导黄敬。
看着这两个曾经跟着自己冲锋陷阵的部下要被枪毙，心里那个滋味肯定不好受。
黄敬那是真急了，跑去找当时华北局的一把手薄一波，千求万求，就希望能跟毛主席递句话：“虽然这俩小子罪该万死，但能不能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一幕，后来成了无数史学家反复琢磨的经典时刻。
薄一波硬着头皮把这话带到了中南海。
据说当时毛主席听完汇报，手里夹着烟，半天没吭声。
屋里静得吓人，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主席盯着那份报告看了许久，这不是在犹豫杀不杀，而是在算一笔更大的账。
当薄一波试探着问出那句“是否可以不杀”的时候，主席掐灭了烟头，只吐出了两个字：“不准。”
紧接着，主席说了一段让所有人背脊发凉的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然后就是那句足以载入史册的反问：“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
这话说得太重了，但也太透了。
主席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太知道“李自成”是怎么败的了。
当年李自成进北京，几十万大军也是威风凛凛，结果进城没几天就腐化堕落，江山转手就送了人。
国民党为什么败退台湾？
不就是因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吗？
现在的共产党才执政三年，如果对这两个“功臣贪官”开了口子，那以后谁还把老百姓当回事？
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连自己身上的烂肉都舍不得割，那这个政权迟早得烂透。
这一招“挥泪斩马谡”，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这两个人被处决的消息一传开，整个官场瞬间就清醒了。
之前那些还在观望、还在试探底线的干部，一个个吓得再也不敢乱伸手。
老百姓那是真高兴，甚至有人放鞭炮庆祝，大家都看明白了：在共产党这儿，功劳簿不是免死金牌，谁敢动老百姓的奶酪，谁就得掉脑袋。
直到被押上刑场的那一刻，刘青山和张子善才真正明白，他们那个看似温和的“老上级”，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心有多硬。
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刑场上，没有什么“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豪言壮语，只有两个人哆哆嗦嗦的恐惧和悔恨。
那两声枪响，换来了新中国官场至少二十年的风清气正。
这笔账，主席算得比谁都清楚：杀这两个人，是为了救两百个、两千个正在悬崖边上的干部。
如果不杀，这股歪风邪气一旦蔓延开来，那咱们这个国家，搞不好就真的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依然透着一股子血腥味的警示。
它明明白白地告诉后来人：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铁帽子王”，也没有什么功劳大到可以抵消罪恶。
当年那一刻的“不准”，看似无情，其实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深情。
两声枪响过后，一切归于平静，只留下那两个惊心动魄的名字，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资料：
姚华飞，《建国初期的反腐风暴》，中国档案出版社，2014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河北省档案馆藏，《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卷宗》，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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