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老政法”到“第一虎”
2021年6月2日14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短短一行字：“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蒙永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当天，青海省委常委会连夜加开会议，会议通报只用了一句话定性：执法犯法，失责渎职。
这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第一只在任上投案的省级“检察虎”。
从西南政法大学1985届毕业生，到广西、青海两地检察机关“一把手”，蒙永山在检察系统深耕36年，曾以“业务型领导”示人，多次在媒体撰文谈“证据裁判”“诉讼文明”。然而，官方通报却给他贴上了另一张标签——“官迷心窍、跑官买官被骗”。
一句“被骗”，暗藏第一个故事：2017年春节，时任广西自治区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的蒙永山，经“中间人”介绍，在北京某会所结识自称“能通中组部”的张某。张某索要“活动经费”200万元，承诺“半年内到位正部级”。蒙永山让外甥从南宁某贸易公司套取现金，亲自送到北京。10个月后，张某失联。直到被留置，蒙永山才承认：“我知道大概率是骗子，但万一呢？”
“万一”背后是“官念”扭曲。纪律审查报告写道：蒙永山“丧失理想信念，官迷心窍”。当仕途成为赌注，党性自然让位于赌性。
二、以案谋私的“技术流”
司法腐败最忌“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不敢讲”。蒙永山却把“干预司法”做成一条可复制的黑色模板，其精细化程度，连办案检察官都感叹“像教科书”。
1. 提前“画图”——2005年，钦州港某走私案刚移送审查起诉，时任钦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蒙永山就把承办人叫到办公室，在A4纸上画了一张“思维导图”：哪几笔事实可以“存疑不诉”，哪几个证人需要“笔录补缺”，并叮嘱“把案件卡在证据矛盾点，别向上边请示”。一周后，案件退回补侦，最后作相对不诉。涉案企业董事长王某当晚送去港币50万元，用牛皮纸信封装好，放在蒙永山宿舍门口牛奶箱内。
2. 异地“遥控”——2016年，广西某市发生处级干部邓某受贿案。蒙永山已任自治区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他不用电话，而用“机要通道”发加密传真：要求“把邓某涉嫌金额拆分至300万元以下”，理由是“避免重大案件指定管辖”。案件被拆成三起小案，量刑从十年以上降到三年以下。事后，邓某亲属通过南宁一家律所，分三次转账美元共计120万元至蒙永山之子在加拿大的账户。
3. 影子“入股”——2019年调任青海后，蒙永山把“以案谋私”升级为“以案谋股”。官方认定其受贿总额2112万余元，其中最大一笔来自西宁某置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刘某因串通投标被立案侦查，蒙永山多次向西宁城中区检察院“打招呼”，案件被压下。刘某为表感谢，送给蒙永山“干股”8%，由蒙的外甥代持。2020年，该项目出售，外甥一次性收款人民币600万元。
三起案例，横跨桂青两省，时间前后16年，手法却遵循同一逻辑：把司法权拆成“可变现工序”，让“正义产出”成为自家“流水”。
三、赃款“洗”成亲情
“我收钱，一半是为了家人。”留置期间，蒙永山对办案人员说。
然而，亲情在他那里成了“漂白池”。
官方通报明确，蒙永山“本人或亲属收受财物”。这里的“亲属”指向极其集中：外甥、儿子、妻弟，外加一个“特定关系人”——其大学同学的妻子。
具体操作分三步：
第一步，现金“断链”。广西阶段多用港币、美元，青海阶段改为人民币现金，由外甥驾车至西宁南绕城高速出口，从刘某车尾箱搬下“水果箱”，再送到蒙永山妹妹空置的毛坯房。
第二步，出境“漂白”。蒙永山之子在加拿大读书，四年共收取“学费”美元210万元，均通过地下钱庄“对敲”入境外公司账户。
第三步，回注“合法”。2020年，外甥以“投资咨询”名义在西宁成立公司，将600万元“股权转让款”打入对公账户，再向蒙永山妻子开出“顾问费”发票，完成资金“回表”。
“亲情＋公司”双保险，让办案人员花了两倍时间追踪资金流。最终，法院认定“部分涉案财物未能追缴到案”，成为从严量刑的重要情节。
四、教育整顿中的“两面人”
极具讽刺的是，蒙永山一边敛财，一边高调“示廉”。
2021年3月31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十五督导组进驻青海，蒙永山以“省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作表态发言，公开承诺“敢于刀刃向内，清除害群之马”。
4月10日，督导组到省检察院检查，蒙永山亲自布置展板，把自己撰写的《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负面清单”》放大贴在楼梯口。
然而，就在展板背后，他继续干预案件：
——4月25日，海东市院正在审查起诉某局局长贪污案，蒙永山打电话给检察长：“证据薄一点，给个缓刑，上面我解释。”
——5月8日，他让办公室把“三个规定”填报系统里涉及自己的两条记录退回，要求“重新填报”，把“重大事项”改为“一般过问”。
——5月18日，他外甥又收到刘某转账人民币200万元，备注“咨询费”。
“教育整顿高压下仍不收敛”因此被写入通报。
“台上喊整顿，台下搞变通”，蒙永山把“两面人”做到极致。
五、失控的“总开关”
2022年7月，内蒙古赤峰中院一审判处蒙永山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法院认定其受贿2112万余元，其中100万元未遂；因自首、退缴部分赃款，依法从轻。
判决生效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评论，指出蒙永山案“暴露出对省级政法‘一把手’监督仍显薄弱”。
透视其20年腐败链条，权力失控有三大关节：
1. 案件审批“一锤定音”。检察系统长期实行“三级审批”，检察长对捕与不捕、诉与不诉拥有最终决定权。蒙永山把“集体研究”变成“个人拍板”，让权力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
2. 干部选任“一锤定音”。在广西任常务副检察长期间，他分管干部处，三次在党组会上“一票否决”考察组意见，把“不听话”的基层检察长调离，把送钱的干部扶上位，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3. 监督制约“一锤定音”。对“一把手”的监督，外部有纪委、组织、政法委，内部有检务督察、派驻纪检组，但蒙永山把外部监督当“程序”，把内部监督当“下属”，导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当“三锤”砸向同一个方向，党性、法纪、道德便全线失守。
“如果司法的守门人自己偷走钥匙，法律就只剩下空转的齿轮。”
“把亲情当成赃款漂白剂，最终漂不白的是自己的灵魂。”
六、后记
蒙永山主动投案那天，西宁下着小雨。
干警押解他离开办公楼时，他抬头看了一眼门楣上“公正廉洁”四个铜字，随即低头钻进警车。
那一刻，青海高原的风，吹得检察院楼顶的国旗猎猎作响。
反腐败没有休止符，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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