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说起来挺让人唏嘘的，档案的主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在开封一家农机厂的家属院里病逝了。
哪怕到了他闭眼那天，周围人也没几个知道，这个平日里总是笑呵呵、只知道修机器的副厂长，当年的脑袋居然值十万大洋。
日本人叫他“中原鬼刺”，军统恨不得把他扒皮抽筋，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上线牺牲，就连自己人也没法完全核实他的身份。
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特工的宿命：把名字埋进土里，把功勋藏进黑夜。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得把时间拉回1941年的河南开封。
那会儿的开封，热得跟蒸笼一样，但比天气更让人喘不过气的是那种随时会掉脑袋的压抑感。
对于军统河南站来说，新来的站长崔方坪简直就是个阎王爷。
这人是老牌特务，鼻子灵得跟猎犬似的，刚一上任，这把火没烧向日本人，反倒先烧向了自己人——行动组长牛子龙。
在崔方坪眼里，牛子龙这人“有问题”。
你看啊，这人在澡堂子里毙过伪军司令，带着手下扮成卖菜的把日本少将吉川贞佐给捅了，战绩那是相当硬核。
可奇怪的是，一旦让他去对付延安那边的人，这位神枪手就总是莫名其妙地“手抖”。
崔方坪是个狠角色，他才不信什么巧合，直接给牛子龙设了个必死局。
那天，崔方坪甩给牛子龙一张纸条，指着上面一个地址说是“日军秘密据点”，让他带人去端了。
牛子龙拿过来一看，后背冷汗都下来了，这哪是什么日军据点，分明是我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这招太毒了，打了是纳投名状杀自己人，不打就是抗命，坐实了通共的罪名。
但这牛子龙也是个顶级玩家，心理素质稳得一批。
他面无表情地接了令，转头就安排人去报信。
等他带着行动组大张旗鼓杀过去的时候，那地方早就人去楼空了。
回来复命时，他两手一摊，意思就是“鬼子太狡猾，提前跑了”。
崔方坪看着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转头就写了封绝密电报，只有八个字：牛系共党，建议处决。
要不是发报员马丽是个有良心的，偷偷扣下了这封电报并告诉了牛子龙，这故事到这就剧终了。
牛子龙一琢磨，这日子没法过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既然你要我的命，那我就先送你上路。
在军统内部搞暗杀，这可是提着脑袋在刀尖上跳舞。
牛子龙找上了副站长李慕林。
这李慕林也是一肚子怨气，本来站长的位置是他的，结果被崔方坪空降截胡了。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演一出“下克上”的大戏。
六月的一个晚上，俩人把崔方坪约到了酒楼。
推杯换盏之间，这特务头子的警惕性就被酒精给泡没了。
等他喝得烂醉如泥趴桌子上的时候，这两个平日里的“得力干将”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麻绳。
没用枪，也没动刀，直接勒断了气管。
然后把尸体往麻袋里一塞，趁着夜色扔进了城郊的枯井里。
在那个乱世，哪怕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消失得也像丢垃圾一样随便。
这事儿做得神不知鬼觉，对外就说站长失踪了。
但军统上面也不是吃素的，特派员刘艺周火速空降河南。
这人比崔方坪更阴，虽然没证据，但他凭直觉就锁定了牛子龙。
紧接着，一场“鸿门宴”就摆下了。
请柬送到手上的时候，牛子龙就知道这是去闯鬼门关。
去是死，不去就是不打自招，还得连累整条线上的同志。
他跟媳妇交代了一句“办公事”，腰里别上两把驳壳枪就去了。
酒席上气氛诡异得很，刘艺周笑里藏刀，频频劝酒，牛子龙就推说胃疼一口不喝，手一直没离开过腰间。
僵持到半夜，刘艺周看软的不行，借口“商量军务”把牛子龙骗到了司令部。
刚进屋，大门一关，屏风后面冲出来一堆伏兵。
牛子龙反应极快，拔枪就射，瞬间放倒了三个。
但这毕竟是人家的地盘，空间又小，最后还是被一群卫兵死死按在了地上。
这就是“中原鬼刺”落网的真相，之后他被押到了西安秘密监狱。
在那儿，军统把能用的酷刑都用了一遍：鞭子抽、烙铁烫、灌辣椒水。
他们就想知道地下党的名单。
但牛子龙这骨头是真硬，几次昏死过去，醒来还是那句话：无可奉告。
直到1945年，眼看抗战要胜利了，监狱看守松懈了不少。
牛子龙用一把磨尖了的饭勺，在墙角不知挖了多少个通宵，联系了十二个敢死队员。
6月17日那个雷雨夜，他们拿着私藏的斧头和菜刀发起了暴动。
这不是电影，是真刀真枪的肉搏。
牛子龙带头砍翻了典狱长，抢了钥匙往外冲。
最后冲进秦岭茫茫大山的，只剩下几个人，其他的兄弟都倒在了血泊里。
逃出地狱后的牛子龙没歇着，又拉起队伍打解放战争。
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带着人泼水成冰阻挡坦克；湘西剿匪，他又徒手攀岩活捉了土匪头子。
可是吧，由于单线联系人牺牲，加上他在军统那段经历太过复杂，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身份认定一直是个难题。
1955年授衔，这位战功赫赫的老特工只评了个少校。
换别人早炸锅了，但他一句怨言没有，脱了军装就去农机厂当了副厂长。
真正的英雄，往往不在乎胸前挂多少勋章，而在乎心里守住了多少信仰。
1964年，这位身上满是伤疤的硬汉走了，走得很安静。
参考资料：
萨苏，《京城十案》，金城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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