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法律上即将被正式宣告死亡的人，却在宣告前两周突然“复活”回家。而另一个人失踪30年后归来，竟还穿着当年离开时的衣服。这到底是命运的奇迹，还是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些“死者归来”的离奇案件背后，法律该如何面对，真相又该如何认定。
1987年1月21日，澳大利亚悉尼。
张三给妻子打电话，说中午回家吃饭。妻子做好饭，带着两个孩子一直等到深夜，张三却再也没出现。第二天，他的车在路边被发现，烧得只剩空壳，人却不见了。
警方搜寻无果，线索寥寥。两周后，他的银行账户有一笔在纽卡斯尔购买野营用品的消费记录，之后便彻底沉寂。一个成年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时间一晃20年过去，按照法律程序，张三即将被正式宣告死亡。在很多国家，包括我国，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一定年限，利害关系人便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宣告死亡会产生与自然死亡相似的法律效果：婚姻关系消灭、财产开始继承、保险可能赔付。
然而，就在宣告死亡的两周前，案件迎来戏剧性转折。
一位女警，在结案前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她发现，几年前竟有人用张三的名字办了一张医保卡！顺藤摸瓜，她在1000公里外的麦凯找到了使用者——一个失忆、流浪多年的男人。
妻子一眼认出，这就是失踪23年的丈夫。张三讲述，他最早的记忆就是头部受伤流血，之后便忘了自己是谁。他打零工、捕鱼、做建筑，四处漂泊，直到一位好心的牧师收留了他，并帮他以脑海中闪过的名字办了医保卡。正是这张卡，让他找回了身份。
张三的回归，带来一系列法律上的“逆转”：本人重新出现，法院应撤销死亡宣告。对于依然存在的财产，他有权要求返还。已被消耗的，可要求适当补偿。如果配偶已再婚，新的婚姻受保护，原婚姻不能自动恢复。万幸，他的妻子并未再婚。
这个案子结局温暖，张三的身份通过行政记录被精准锚定，没有争议。它像一部失忆者重建人生的电影，但接下来两个案子，就没那么简单了。
1991年，罗马尼亚，63岁的牧牛人李四外出卖牛，从此一去不回。家人报警，杳无音讯。30年里，他们从期盼到绝望，甚至开始为他举行追悼会。
然而，就在2021年，一辆神秘的小汽车停在他家农场外。车上下来一位93岁的老人，穿着30年前失踪时的衣服，容貌与李四一模一样。儿子从他口袋里翻出了当年的身份证和火车票。失踪30年的父亲，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穿越”回来了！
医学检查显示他身体硬朗，但记忆却停留在1991年。他对失踪30年的事一无所知。送他回来的汽车迅速离开，没人看到司机和车牌。一个巨大的谜团就此产生：这30年，他到底在哪？
人们猜测纷纷：是被监禁了？是误入平行时空？还是被外星人带走了？相对科学的解释是“分离性身份障碍”，又称多重人格，即他可能以另一个人格生活了30年。
好在有旧身份证、火车票等实物证据，加上家人辨认，身份认定相对顺利。但更大的疑问在于：如果这30年间他以另一个人格或身份生活，并可能与他人产生法律关系，这些关系该如何认定和处理？
法律上，“人格”是统一的，一个人不能因失忆或解离就免除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然而，要查明这30年的经历，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面对极端离奇事实时，法律只能处理有证据支撑的现实，无法裁决“平行时空”的猜想。
第三个案子是最曲折，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
1981年，美国加州，13岁女孩王五突然失踪。蹊跷的是，她的母亲和继父反应冷淡，甚至警告妹妹“不许再提王五”。直到13年后的1994年，已成年的妹妹才鼓起勇气报案。
警方调查发现疑点重重：继父称失踪当天因王五给狗喂有毒食物而责备了她，当晚人就不见了。更可疑的是，王五失踪后，母亲严禁家人靠近后院。
2003年，警方重启调查，寻尸犬在后院发现异常，挖出一只属于王五的小皮鞋，但无尸体。警方认为尸体可能曾被埋于此后又被移走，准备以谋杀罪起诉母亲和继父。
就在这时，戏剧性一幕上演：
凤凰城交警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拦下一辆车，发现一名女乘客的证件上写着王五的名字，出生日期也与失踪者完全一致。她自称就是王五，当年为逃避虐待而离家出走。
她的出现，时机巧得可疑，恰恰在父母被起诉前。而且，她带有王五原本没有的南方口音，对童年姐妹间的秘密暗号也一无所知。然而，DNA鉴定结果却显示，她与王五的母亲夏某存在生物学母女关系。在法庭上，DNA证据通常具有极高的证明力。这似乎一锤定音，让谋杀指控难以成立。
但疑点并未消除：她是否可能是母亲早年抛弃的另一个私生女，被找来“顶包”的呢？寻尸犬的警报和埋藏的鞋子该如何解释？并且她的身份证是在调查重启后才匆匆申请的，这一巧合更是让人怀疑。
但法律追求的是“法律真实”，而非绝对的“客观真实”。当强大的DNA证据与其他间接证据冲突时，司法机关往往面临艰难抉择。
此案最终随着“王五”于2017年因癌症去世，真相可能永埋地下。它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关于身份、记忆与证据可信度的经典法律悖论。
纵观三起案件，看似离奇，却都尖锐地指向了几个共同的法律与社会命题：当一个人长期失踪，社会关系和法律身份都已“死亡”或冻结后，他靠什么来重新“认领”自己？是证件、DNA、亲人辨认，还是记忆？一个人的失踪时间，不仅是宣告死亡的刻度，更是证据湮（yān）灭、记忆褪色、关系重塑的过程。法律程序如何应对这被“偷走”的时光？并且法律判决只能基于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而公众心中的“合理怀疑”可能依然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法律必须接受。
失踪与归来，是人世间最极致的离别与重逢。而法律，就是那道试图为这些动荡人生提供秩序与解释的框架。
它用“宣告死亡”来终结不确定的状态，也用“撤销宣告”来接纳生命的奇迹。然而，法律能裁决身份，却难以丈量失忆的空白；能采信DNA，却无法读懂人心的所有秘密。
这些离奇案件告诉我们：生命的韧性远超想象，而法律的理性，正是在应对这些超乎想象的叙事中，展现出它既要坚固如铁，也需细腻如丝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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