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的一场秋雨，把黑龙江下游的冲积沙洲冲刷得格外清晰。沿江巡逻的边防分队忽然发现，对岸苏军坦克频频掉头试车，履带在泥地里碾出一道道崭新的印痕。现场指挥的年轻连长皱了皱眉：不寻常，绝不只是炫耀武力。正是这道细小的“履带痕”，把珍宝岛的紧张氛围提前了整整半年，也把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推向风口浪尖。
珍宝岛冲突是1969年3月爆发的，历时不过月余，却让中苏两国几十万大军在东线对峙。一线官兵常说，江面上飞溅的水花比乌云还密。彼时军区内部有句话悄悄流传：“能不能稳准狠，全看肖副司令一句话。”这不是溢美，而是事实。对苏式编制、装备与战法了如指掌，来自南京高等军事学院那三年“啃骨头”般的学习，正好成了他手里的看家本领。
早在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刘伯承亲自点名要把“会打仗的人再送去深造”。肖全夫被派进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战役系第三班，仅文化基础一项就吃尽苦头。别人午休，他在背公式；别人写作业，他硬着头皮补英文。三年下来，这位曾经的“锋线猛将”成了军中少见的“理论派野战军”。正因为如此，1968年5月他调任沈阳军区参谋长，消息一出，前线情报处立刻拍手：对苏有谱了。
冲突临近，当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军区前线指挥室的电话急促响起。陈锡联简短地吩咐：“调你去前沿，挂帅！”话音未落，肖全夫只说了六个字：“命令到，即动身。”次日清晨，东塔机场的两架米-4直升机腾空而起，机舱里装满反坦克火箭筒与织密的作战图。
前沿观察所距苏军阵地仅五百米，望远镜里甚至能看见对方坦克炮口的烘烤痕迹。有参谋劝他后撤，他摆摆手：“真刀真枪，看得准。”3月13日凌晨那段著名的“三辆坦克试探”，就在这种贴面观察中被他识破。陈锡联电话下达“可以打”的口令时，他却顶住压力，果断拒绝动火。他只说一句：“打早了，火力配置就全暴露。”这番“顶牛”在军队体系里极少见，但随后3月15日苏军大规模进攻时，我军阵地火力密集度几乎倾覆对手判断，事实证明他判断正确。
周总理听完战报后轻轻一句：“苏军遇到对手喽。”一句话，把肖全夫的临阵定力与专业素养定了调。由此，他在中央高层间的声望迅速攀升。不过，对他个人而言，这场胜利更像一次预演——预演下一场更大的责任。
1980年1月，世界仍处冷战格局，苏军在阿富汗高调出兵已一个月，南线压力骤增。新疆与苏联、蒙古接壤四千多公里，任何擦枪走火都可能演化为边境大战。就在此时，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人选悬而未决。审阅将领调任名单时，邓小平放缓目光停在“肖全夫——济南军区司令员”一行，沉吟片刻，扔下一句：“到新疆，让他去。”一锤定音，名单当即修改。
1月18日，飞机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落地，机舱门一开，零下二十多度的戈壁冷风迎面扑来。“风硬，事更硬。”有人听见他压低嗓子嘟囔。上任后第二天，他把机关能抽得动的干部全叫到会议室，只有一句开场白：“新疆要打持久仗，先把地形吃透。”随后便带队下部队、进牧区、入山区。南疆的高原、公路、河谷，北疆的草场、矿区、冰川，东疆的戈壁与盐湖，都留下了这位新司令的行军图。
5月9日，军区常委会破天荒开在阿克苏。会上，他把事先备好的数据摊在长桌：“南疆不是后方，是屏障；屏障不牢，北疆不稳。”为了说服质疑者，他干脆拿笔在地图上划界，笔迹深到纸背。10天后，他又折回北疆，考察完阿勒泰、塔城，再次提剑提出“分区布防、重点固守、快速机动”的具体框架。半年下来，调研报告厚达十几万字，连勘察照片都排了编号。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他的方案，并追加边防建设专项资金。1983年前后，乌鲁木齐军区新建与改建边防公路800多公里、通讯线路近1300公里，很多路段是从砾石地里硬挖出来。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专程来电：“老肖，库鲁克山谷新公路飞车打靶，我看了影像，硬气！”一句肯定，换来更高速的建设节奏。不久后，进口米-17直升机与日系越野车批量到货，迅速配置到高原哨所。边防官兵笑称“天上有铁鹰，地上有烈马”，巡逻半径翻了一倍。
有人疑惑，把野战出身的战将放进战略后方，是否大材小用？答案恰恰相反。新疆广袤、交通不便，一旦出现局部冲突，前期只能靠独立支撑。既要懂战役，又要懂后方保障，还得熟悉民族地区的社情民情，三者缺一不可。珍宝岛练出的谨慎果敢，加上高院校熔炼的体系思维，正合新疆这把“险棋”。
1985年，全军体制编制调整，他转任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并兼任国防工事领导小组副组长。离开乌鲁木齐那天，他在军区小礼堂对老部下轻轻说了一句：“南北都跑过，心里才塌实。”话不多，却把多年心血藏在短短几个字里。
2005年2月4日，肖全夫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当年珍宝岛观察所那副望远镜，如今静静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镜片磨痕依旧，看客如潮，却少有人知道，正是那双透镜后面的目光，曾影响了东线战局，也奠定了西陲稳固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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