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甘肃瓜州的“汉武雄风”雕塑以“汉武帝被活埋”的视觉冲击闯入公众视野时，这场争议早已超越了艺术审美范畴，成为一场关于艺术公共性、人民主体性与文化话语权的深刻对话。有人以“阴谋论”否定批评者的动机，以“不懂艺术”贬低大众的审美判断，这种傲慢的精英主义立场，恰恰暴露了艺术创作与公共空间之间的深层裂痕。
首先，朋笔生辉认为，艺术不是创作者的“私人游戏”，尤其是公共艺术必须直面人民审视。
“汉武雄风”雕塑作为“荒野艺术计划”的一部分，其创作初衷是“以祁连为躯”，通过头部与戈壁的融合展现汉武帝的雄伟气魄。然而，当公众直观感受到的却是“只有头没有身体”的视觉冲击时，这种艺术表达与大众认知的错位便不可避免。创作者可以强调“以大地为身躯”的抽象构思，但无法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公共艺术的首要属性是“公共性”，它必须存在于公众的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中，接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审美经验的个体的审视。
艺术批评的合法性源于《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明确赋予的“自由参加文化生活、享受艺术”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包括创作自由，更包括欣赏、评价与批判的自由。当部分网友将雕塑前的弓形道路解读为“反弓煞”，将基座石头附会为“七星锁魂阵”时，这些看似荒诞的联想，实则是大众以自身文化经验对艺术作品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或许缺乏专业术语的包装，却蕴含着民间对历史人物的朴素情感——汉武帝作为开拓疆域的民族英雄，其形象在公众心中自带神圣性，任何可能亵渎这种神圣性的表达，都会触发集体情绪的反弹。
其次，以平和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批评，因为批评不是“阴谋论”，而是艺术生态的必要养分。
将批评者斥为“阴谋论者”或“艺术门外汉”，本质上是将艺术封闭在精英圈层的“黑箱”中，拒绝接受外部反馈。然而，艺术史早已证明，真正的艺术创新从来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诞生的，而是在与公众的对话中不断修正、完善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历经千年，其色彩与构图不断被后世修复者调整，正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巴黎埃菲尔铁塔初建时被嘲讽为“钢铁怪兽”，如今却成为法国文化的象征。这些案例表明，艺术的生命力不在于创作者的自我陶醉，而在于其能否跨越时空，与不同群体的心灵产生共鸣。
“汉武雄风”的争议中，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分歧，本质上是“艺术本体论”与“艺术接受论”的碰撞。创作者强调“以祁连为躯”的构思，属于艺术创作中的“意图谬误”——即试图以创作者的初衷解释作品意义；而公众的“活埋汉武帝”感受，则属于“接受美学”范畴，强调作品意义在读者阅读过程中生成。这两种视角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创作者的构思为作品提供了深层结构，公众的解读则为作品赋予了现实生命。否定公众的解读权，无异于将艺术变成创作者的“独白”，而非与公众的“对话”。
再次，任何艺术的欣赏与评判，人民不是“被代表”的群体，而是艺术评判的终极主体。
有人认为，艺术批评应由专业人士主导，大众审美“低级”“庸俗”。这种观点混淆了“艺术专业性与“艺术民主性”的边界。艺术创作确实需要专业技巧，但艺术评判的标准从来不是单一的。古希腊的“卡努斯法典”规定，雕塑是否合格需由普通市民投票决定；中国宋代画院考试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为题，考察的不仅是技法，更是画家对大众审美趣味的把握。这些历史案例表明，艺术评判从来不是精英的专利，而是人民参与文化治理的重要方式。
在“汉武雄风”的争议中，瓜州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承认“刚开始评价挺好”，这种“初期好评”与“后期争议”的对比，恰恰说明艺术接受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更多人参与到讨论中，不同的声音汇聚成公共意见，这种意见或许不够“专业”，却真实反映了大众对艺术作品的期待：他们希望公共艺术既能体现历史厚重感，又能与当下生活产生关联；既能展现创作者的个性，又能尊重公众的文化共识。这种期待，正是艺术创新的动力源泉。
最后，朋笔生辉奉劝，艺术的高地，从来不是精英的“自留地”，不该有的傲慢最终会葬送艺术发展的前程而被人民唾弃。
“汉武雄风”的争议，最终指向一个核心问题：艺术究竟为谁而存在？如果艺术是创作者的“自我表达”，那么它可以封闭在画廊、美术馆中，成为少数人的精神游戏；但如果艺术是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就必须走出“象牙塔”，在人民的审视中接受检验。人民的艺术欣赏权，不是对创作者的“干扰”，而是对艺术生命力的“滋养”。只有尊重这种权利，艺术才能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精英与大众、专业与生活的桥梁，而非隔绝在精英圈层中的“文化孤岛”。
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参考“浙江宣传”今天的文章《汉武雄风为何要这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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