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泓
燕京大学的档案资料确实做得好。我需要一份燕南园各楼历年的住户名单，校房产部规划处的老师找到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每个学年一本，把其中“家庭地址”一栏所填的信息，凡是在燕南园住过的汇集起来。于是我就有了一份比较完整的住户名单。
认真对照之后，发现燕京大学时期燕南园每栋楼的住户变迁都比较频繁，进进出出，或在楼与楼之间换来换去，流动性很大。比如翁独健先生1946年填的地址是66号，1952年填的是54号。向翁独健的女儿求证，方知她们家1949年夏天从66号搬到54号了，中文系林庚先生从53号搬到66号，1950年冬天林家又搬到62号。
一
林庚先生回答过66号楼的住户变迁问题，他说：我算是继吴文藻、翁独健后第三个住户了。1950年以后美籍教授纷纷回国，1951年“三反”运动又开始了，我也无心注意到燕南园大搬迁时新住户是谁了。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教授又纷纷迁入，66号究竟有谁住过，记忆中一直是一片空白。五十年代后期从中国人民大学调来一位高干住过，我不知其姓名，也从未见过面，听说最后吊死在那房子里，于是66号一度传为凶宅，直到“文革”没有人搬进去住。大约在七十年代中期，朱光潜才从燕东园搬过来。
燕南园三代汤双（汤用彤的孙子），一个大眼睛淘气的男孩子，早就注意到这个小楼的异常：66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楼，一直没有固定的主人。当没人住的时候，门从来都不锁，于是我们就成了那儿的临时主人，就像一群没猫看管的老鼠，可以尽情地造反。最喜欢在里面玩的游戏是捉迷藏，由于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回旋的余地特别大，比在任何人家里玩都更过瘾。
当我知道了那位从中国人民大学调来的高干就是邹鲁风时，蓦然间唤醒了记忆：196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一年级。文革初期，看大字报，其中有一次铺天盖地指向“邹鲁风自杀叛党案”，因为与“死亡“、”叛变“这些惊悚的字眼联系，我对邹鲁风这个名字记得格外清楚。没有想到他曾是燕南园66号的住户，并且是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查看了一些资料，发现邹鲁风在燕南园66号只住了很短的时间。1959年3月19日中央批准邹鲁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免去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职务；5月2日，邹鲁风赴北大就职，住进了燕南园66号。5月29日北大党委接北京市委高校党委通知：陆平同志任北大党委书记，邹鲁风同志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冯定、史梦兰、崔雄昆、张群玉、谢道渊同志任党委副书记。由此可知，邹鲁风到北大后，便是党内二把手。
资料显示1959年9月他便遭受批判，10月26日晚自杀身亡。从5月2日到10月26日，邹鲁风来去匆匆，他与燕南园的缘分只有178天，难怪林庚先生不认识他。我问过燕南园二代、三代，几乎没人知道这位悲剧式的人物。
《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
邹鲁风错案1979年得以平反。已经有多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如汪子嵩的《忆北大、人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散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邹鲁风》、李震中的《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等等，把此案的始末缘由讲得很清楚了。概括地复述一下，1958年11月，邹鲁风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任上，奉北京市委之命，率人大、北大“两校调查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哲学和法律等系的师生一百六十二人，组成三个小组分别在河北省藁城、河南省鲁山、信阳等地调查人民公社及“大跃进”情况。调查报告如实反映了农村问题，结论与彭德怀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类似。祸起萧墙，为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北京市委、人大、北大党委将调查组作为“右倾反党”典型，把责任推给邹鲁风，指责其“背着两校党委搞反党活动”，北大召开批判大会，指责调查组“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邹鲁风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服药自尽。有关方面随即宣布其“自杀叛党”，并开除党籍。
捋一捋文中提供的时间线索，邹鲁风5月2日赴北大就职时，这个162人的调查组已经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实地调查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组集中到北京大学，马不停蹄地召开组长会议，安排下一段的工作，要求把调查材料和发现的问题整理出来，希望能对上层领导有所帮助。其间几次向两校党委汇报，邹鲁风在北大的一次汇报被称为“临湖轩会议”。
在人大、北大师生深入农村实地调查期间，邹鲁风的支持与指导也是尽心竭力的。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全国各地正在贯彻“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浮夸风刮得正盛，还有对1957年反右的心有余悸。“1959年1月28日-31日，邹鲁风在郑州召开组长会议。会上谈到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有人不敢讲，说：“这些问题不能讲吧，讲了是反党。”邹说：“讲吧，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咱们大家也不划右派。这是内部问题，反正也不往外讲，让领导了解情况就成。”他还举例说：“我在北京找过刘仁，反映四季青公社的情况。刘仁说咱俩好好谈谈，咱俩也不划右派。”他多次去调查组的工作现场了解情况。在调查组临回来前，1959年4月，他还再次到三个组实地检查，要大家做好扫尾，整理好材料。“
多篇文章为邹鲁风喊冤叫屈：“完全是真实地反映情况，完全是按照正常渠道上报材料，而且真的是提出了能解决当时实际问题的极有价值的想法，一百多人、几个月的辛勤努力，结果不但化为泡影，还被打成是反党。说是配合彭德怀在庐山向党进攻，那庐山会议还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呢，就这样硬是往上栽赃。不仅是自己一个人倒霉，还牵连一百多人陷进政治上的深渊。“可以想见，邹鲁风的思想压力有多大。他被逼上了绝路，退无可退。死时年仅49岁。
两校师生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调查报告究竟说了什么？找到1959年8月26日新华社发的一份”内部参考”，题为“北大、人大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其中透露的信息：两校调查组写出一百八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共提出四百八十五个问题。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调查结论可概括为：“全国并不存在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根本原则，组织农业大协作并不一定要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因而人民公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民公社已名存实亡。“
邹鲁风留下遗言：我相信调查组工作没有错。我们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痛心的是连累了大家。党的是非被颠倒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调查报告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1985年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了“人民公社”。
二
第一次看到邹鲁风的照片：
盛年之际，风华正茂。目光炯炯，五官清秀，带有一抹不曾褪去的书卷气。
邹鲁风，39岁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42岁接替成仿吾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副校长。49岁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
我注意到有文章把他归为“从一二九运动走出来的大学校长“之列。翻翻历史，果然如此。
邹鲁风，辽宁辽阳人，原名邹素寒。因家庭贫寒，小学、中学、大学都曾辍学再上。1933年考入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大学俄语班，1934年成为东北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学运领袖。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邹鲁风进入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当时的学联主席是女一中学生郭明秋，清华大学学生姚依林任秘书，镜湖中学学生孙敬文任总交通，燕京大学学生黄华任总交际，东北大学学生邹鲁风任总纠察。
1935年12月，邹鲁风代表北平学生去上海筹备全国学联，并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到上海找鲁迅先生，送去北方局委托鲁迅先生转交党中央的重要文件。邹鲁风三次见到鲁迅先生。后来他之所以改名为邹鲁风，一是因为抗战期间，他一直坚持在山东打游击，更主要的是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景仰。
1936年1月，邹鲁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与“一二·九”运动中许多爱国学生同样，投笔从戎，奔向延安，奔向各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进行的武装斗争，参加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成为职业的革命家。
毛泽东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认为“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最后一点，指的就是邹鲁风这一代学运出身的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又成长出一批治党治国的优秀人才。其中一个突出的群体就是大学校长。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有61位“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分别担任了著名大学以及军事院校的校级主要领导。北京大学，除邹鲁风，还有1957年调入的陆平、1970年代调入的韩天石、王路宾等。
他们各自的经历、境遇有所不同，但从主持高校一波接一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加上后续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或因右了，或因“左”了，“遭批斗、被打倒”，这些革命之子，沉浮、涅槃于“继续革命”过程中。
1959年10月末，深秋的燕南园，落木萧萧。只可叹“为革命心无旁骛，却还有几分政治天真”的邹鲁风，“走”得最早，成为“风乍起”时就被刮掉的第一片树叶。
这片树叶坠地那一刻，彭德怀正在一段批语中书写：“堵塞正确意见，一错再错，这能说是实事求是吗？而不了解或不愿了解这种“左“倾的危害性是多么严重多么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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