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平壤普通江区的街道还在黑暗与寂静中沉睡。文贞淑悄悄从炕上起身，尽量不惊动身边熟睡的丈夫和女儿。她摸到厨房，拧开水龙头——只有细细的水流，带着刺骨的寒意。这是十二月的平壤，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花，像大自然用冰刀雕刻的模糊地图。
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深蓝色的配给簿，在煤油灯下仔细核对：大米还剩十二公斤，玉米粉八公斤，食用油三百毫升……数字精确到克，这是国家为每个家庭计算好的生存数学。文贞淑是第一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她比多数人更懂得数字背后的含义——在朝鲜，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道生活的边界。
七点三十分，文贞淑穿上深蓝色的工作服，左胸口别着金日成主席像章。从家到百货商店的三站电车路程，车厢里挤满了和她一样沉默的面孔。人们呼出的白气在车窗上凝结，模糊了外面飞驰而过的革命标语。
第一百货商店是平壤的象征之一，五层楼高的大理石建筑，门口悬挂着巨大的国旗。文贞淑在一楼食品柜台工作，她的柜台像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左边是凭票供应的配给商品——定量的大米、玉米、基本调味品；右边是外汇专柜，陈列着进口巧克力、日本罐头、中国白酒，标价是美元或欧元。
文贞淑的月薪是四万一千朝鲜元，大约相当于三百元人民币。她知道，自己一个月工资，只够在外汇柜台买三罐德国啤酒，或者两盒比利时巧克力。而就在昨天，一位穿着呢子大衣的女士，用崭新的美元买走了整整一箱中国产橙汁，眼睛都没眨一下。
“贞淑同志，今天有猪肉配给吗？”一位老奶奶颤巍巍地问，手里紧紧攥着肉票。
文贞淑摇摇头：“大娘，要等节日。下个月太阳节可能会有。”
老奶奶失望地离开了。文贞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想起自己的母亲。三年前的冬天，母亲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去世，临终前想吃一口红烧肉，文贞淑跑遍全城也没买到。那天下着大雪，她握着母亲逐渐冰冷的手，第一次对这个自己生活了四十年的国家产生了某种复杂的困惑。
中午休息时，文贞淑没有去职工食堂——那里的午餐只有玉米粥和泡菜。她绕到商店后巷，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小门脸。这里是“非正式市场”，商人们低声交易着各种稀缺物资。
肉贩老金认识文贞淑：“文同志，今天有好东西。从两江道运来的野猪肉，比家养猪香。”
“多少钱？”
“一公斤两万五。”老金压低声音，“看在你是老顾客，两万三。”
文贞淑的心沉了一下。两万三，超过她半个月工资。但她想起女儿秀美——孩子正在长身体，学校体检显示贫血；想起丈夫在纺织厂日夜加班，手指被机器烫伤都没钱买药膏。她咬咬牙：“要半公斤。肥肉多些，可以熬油。”
交易在三十秒内完成。老金用旧报纸包好肉，文贞淑迅速塞进随身布袋里。走出市场时，她感觉自己像完成了某种秘密仪式，既愧疚又庆幸。愧疚的是，她一个国营商店售货员，竟然要在黑市买肉；庆幸的是，至少她还有办法买到。
回到柜台时，文贞淑注意到同事美兰在悄悄试涂一支中国口红。美兰的哥哥在对外贸易省工作，经常能弄到外汇商品。“贞淑姐，你看这颜色好看吗？”美兰小声说，“我哥说现在平壤的年轻女孩都用这个牌子。”
文贞淑勉强笑了笑。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商店里只有一种国产口红，颜色像干涸的血。那时她们唱着歌工作，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三十年了，商店变得明亮，商品变得丰富，但某种东西似乎从未改变——比如她始终需要计算每一克盐、每一毫升油的日子。
傍晚五点，商店下班。文贞淑在寒风中走回家，手里的布袋沉甸甸的——不只是肉的重量，更是选择的重量。她可以选择自己吃这块肉，或者留给家人；可以选择今天吃，或者留到更冷的时候；可以选择全做成菜，或者熬油慢慢用。
朝鲜的冬天是一场精确计算的生存考验。供暖从晚六点到十点，四个小时，不多不少。文贞淑家里有一个老式煤炉，煤球是配给的，每月一百块，必须精打细算。最冷的一月，他们会全家挤在最小的房间，挂上所有毯子保温，像洞穴里的原始人。
到家时，丈夫正生炉子。火光在他脸上跳跃，这个四十岁的男人看起来像五十岁。纺织厂的工作摧残了他的背和眼睛，但工资只比文贞淑多五千朝元。“今天怎么样？”他问，眼睛盯着炉火。
“买了肉。”文贞淑简单地说。
丈夫抬起头，眼中闪过复杂的光——惊讶、喜悦，然后是不安。“很贵吧？”
“秀美需要营养。”
女儿秀美在做作业，听到“肉”字立刻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星星。文贞淑心里一酸，想起自己小时候，每年最期待的是春节，因为那天能吃上肉饺子。三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女儿还在为同样的事兴奋。
厨房里，文贞淑处理猪肉的手法近乎神圣。她先切下肥肉部分，在锅里小火熬油——这些油可以吃一个月，炒菜时用筷子蘸一点就很香。剩下的瘦肉切成薄片，和大葱一起炒，最后撒上珍贵的辣椒粉。香气弥漫整个房间时，秀美忍不住一次次跑进厨房：“妈妈，好了吗？”
晚餐时，一家三口围坐在矮桌前。中央是一小盘葱爆猪肉，旁边是泡菜、大酱汤和玉米饭。秀美吃得小心翼翼，每一口都咀嚼很久，像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学校怎么样？”文贞淑问。
“今天学了物理。”秀美说，“老师说能量守恒，一切都在转化。”
文贞淑想了想：“就像这块肉，它的能量会变成你的力气，你的力气可以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就能过上好日子。”
她说得有些艰难。因为她知道，在朝鲜，“好日子”的定义很复杂。邻居家的儿子考上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全家搬到了未来科学家大街，那是真正的“好日子”。但那种生活需要的不只是成绩，更需要背景、关系和某种她说不清的东西。
丈夫沉默地吃饭，把肉都夹给女儿。文贞淑看着他手上新添的伤疤，突然想起今天商店里那个买进口巧克力的女人。同样的城市，同样的冬天，同样的配给簿，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国家媒体说这是“按劳分配”，但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站柜台站了二十年，却买不起女儿需要的一块肉。
晚上九点五十分，供暖开始减弱。文贞淑知道，十分钟后，暖气片会彻底冰凉。她让秀美洗完脚，把洗脚水倒进桶里——明天可以用来擦地。在朝鲜，没有什么是可以浪费的，包括一盆用过的洗脚水。
秀美睡着后，文贞淑和丈夫坐在渐渐变冷的房间里。窗外的平壤沉入黑暗，只有主体思想塔永远亮着红光。
“厂里说要搞技术革新。”丈夫突然说，“如果学会操作新机器，每月能多挣八千。”
“难学吗？”
“难。但我得试试。”他看着妻子，“秀美该买新冬衣了，那件穿了三年，袖子都短了。”
文贞淑点点头。她想起百货商店外汇柜台里那些漂亮的羽绒服，中国制造，轻便保暖，标价八十美元。她算了一下，按照黑市汇率，那需要丈夫不吃不喝工作五个月。
夜深了，温度降到零下。文贞淑在黑暗中睁着眼，听着丈夫均匀的呼吸。她想起母亲，想起猪肉的价格，想起秀美做作业时冻红的手指，想起商店里那个失望的老奶奶。这些碎片在寒冷中漂浮，组成她四十岁的人生。
凌晨三点，她被冻醒了。起身查看秀美，给孩子掖好被角。月光透过窗霜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冰蓝色的光影。文贞淑突然想起秀美说的“能量守恒”——也许真的是这样，她今天失去的温暖，会以某种形式在别处重生；她花掉的半个月工资，会变成女儿身体里的能量；这个冬天的寒冷，会成为下一个春天的土壤。
她回到床上，靠近丈夫取暖。两个中年人的身体在寒冷中依偎，像两棵在冻土中紧挨着的树。窗外，平壤还在沉睡，但东方的天空已经隐约发白——天快亮了，新一天的配给、新一天的计算、新一天的希望与局限，都在等待着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在月薪三百元、猪肉是奢侈品、冬天寒冷入骨的生活里，文贞淑学会了最精密的生存算法。她算配给，算工资，算肉价，算煤球能烧多久，算女儿还需要几年长大。这些计算填满了她的日子，让她没有时间思考更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需要这样计算，比如计算之外还有什么。
一斤肉换来的笑容，一个冬天储存的温暖，刚好够一个家庭走向下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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