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6日，南京汤山刑场那风跟刀子似的刮，几百具光溜溜的尸体堆成了一座惨白的小山。
就在这修罗场中间，一棵枯树杈上居然挂着件宝蓝色的丝绒旗袍。
这画面，比什么恐怖片都渗人。
那颜色本来是属于十里洋场那种灯红酒绿的，这会儿却浸透了发黑的血，在日军第16师团那帮兵的怪笑声里晃荡。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就在三天前，这旗袍的主人——南京大富商张世荣的老婆，还对着镜子一颗一颗扣盘扣呢。
她特意配了对翡翠耳坠，以为晚上要去英国领事馆开洋荤喝香槟，居然天真地以为窗外那一阵阵密集的枪声，是市政厅为了过节放的鞭炮。
这件旗袍算是把那个年代所谓的"体面"这层窗户纸给捅了个稀巴烂。
1937年的南京，那时候的历史车轮滚过去，根本不管你是什么阶级，在那把带血的刺刀面前，谁都别想站着。
直到12月13日城门被轰开的那一瞬间，城里那些平时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豪门贵族才吓尿了，他们发疯似的发现，家里那些花重金从德国进口、号称"连大炮都轰不开"的保险柜，在鬼子的焊枪和炸药面前，还没有一段破城墙管用。
我刚翻了下原中央银行金库警卫队长周德海的口述记录，那段描写简直让人窒息。
他眼睁睁看着日军像切豆腐一样切开了那些代表着几辈子财富的钢门，金条就跟倒土豆似的"哗啦啦"往麻袋里装。
而那位平时连路都不肯多走一步的贵妇人，看着家产没了，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疯了一样扑向被抢走的金条，结果被一把冷冰冰的刺刀直接捅了个对穿。
当那一寸冰冷的钢铁刺穿貂皮大衣的时候，所谓的体面和尊严，连个屁都不是。
这事儿吧，你要是往深了挖，会发现比杀人更可怕的，是日军那种流水线式的"人性切除手术"。
战后有个叫曾根一夫的日军老兵写了本回忆录，里面透了个底：他们新兵入伍第一课，压根不教你怎么打仗，而是先给你搞精神阉割。
教官把稻草人绑桩子上，逼着新兵拿刺刀捅，还在耳边跟魔鬼似的嘀咕："你手里捅的不是人，是你心里的软弱，是你那个还在乡下种地的老娘！
这种变态的洗脑，直接把这帮年轻人变成了只会杀人的机器。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汤水镇，那个京都大学的医学博士能面无表情地记录活人冻伤实验数据。
我看那个记录都觉的脊背发凉："零下20度，中国人肢体坏死速度比大和民族快17分钟"。
当科学没了人性这根锚，文明就成了野蛮手里最锋利的刀子。
可是谁能想到呢，就在这种大老爷们儿都跑光了、正规军都崩了的至暗时刻，反倒是平时大家看不起的"弱女子"，硬是用命扛起了这座城市最后的脸面。
12月13日那天，南京城防司令部的电话房早就没人影了，但21岁的接线员杨秀英没跑。
这姑娘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高材生，把最后一道命令转出去后，面对冲进来满脸淫笑的日本兵，她干了一件让所有男人都脸红的事——直接把发烫的话筒砸向鬼子，然后扑上去，用那口原本该读诗的牙齿，死死咬断了那个畜生的喉管。
那一刻，她不是谁的女儿，也不是谁的对象，她是这座城最后的防线。
这种事在日军第6师团那边更惨烈。
裁缝铺的老板娘赵金妹被抓走后，没哭也没求饶。
她把这辈子做衣服的手艺化成了最后一招——袖口里藏了根缝衣针，瞅准机会，一下子扎瞎了一个联队长的左眼。
更绝的是，这大姐在临死前受尽折磨，硬是在一块裹尸布上绣下了128个受害姐妹的名字。
这块布满血污、针脚歪歪扭扭的白布，后来奇迹般留下来了，成了东京审判庭上第347号铁证。
还有个叫周玉兰的孕妇，在汤山刑场最后时刻，拼了命把滑出来的脐带系成了一个蝴蝶结。
那场面，连行刑的日本军医都崩溃了，跪地上吐得昏天黑地。
平日里连路都不肯多走一步的弱女子，在那一刻活成了这座城市最硬的骨头。
再说个更扎心的。
当下关码头的江水都被染红了，是谁在救人？
是苦力王老五带着二十个穷哥们，冒着枪林弹雨，用平时挑大粪挑货的扁担，硬是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了三船难民。
医院被炸没了，是刘寡妇把自家那个阴暗潮湿的地窖改成产房，在这个全是死人的冬天，居然接生了七个新生命。
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大人物们金库门破了、只顾着逃命的时候，却展现出了比金子还亮的人性。
他们不懂什么国际公法，也不懂地缘政治，就知道一点：人不能像狗一样死，人得帮人。
大人物们的金库门破了只能下跪，小人物手里的扁担却撑起了活下去的天。
现在咱们站在中山陵那392级台阶上往下看，新街口的霓虹灯多亮啊，紫峰大厦多气派啊，好像那场灾难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但地下埋着的那些白骨，还有那件挂在枯树上的蓝旗袍，其实一直都在那盯着我们呢。
它们在提醒咱们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安全感，从来不是装在富商的德国保险柜里，也不是穿在贵妇的旗袍上。
真正的钢铁长城，是杨秀英咬断喉管的牙，是赵金妹手里的针，是王老五压不弯的扁担。
这玩意儿，才是一个民族打不垮的魂。
在那份编号为347的血书名单最后，赵金妹用指甲划出的血痕写下了一个日期，那是1937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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