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深秋，74岁的万毅在济南军区招待所翻出一本已经泛黄的《大众日报》，轻轻叹气。封页右上角有铅笔字：1945年7月。那一年的错字，把他与党史紧紧连在一起。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6月11日，对山东前线的指挥员来说，最大的信息来源就是几张从延安辗转寄来的报纸。万毅正在诸城北二十里村口督促部队修筑简易工事，头顶烈日，耳边尽是铁锹碰撞声。
两天后，敌军已被逼入县城，前沿稍缓。午饭时间，他和梁兴初借住一户庄稼汉的小土屋。伙房里煮着高粱米，空气里掺杂柴草味和汗味。梁兴初从勤务兵手里接过《大众日报》，边抹汗边念。
“中央候补委员名单……”梁兴初把报纸举到窗前，“罗瑞卿、张宗逊、陈赓、萧劲光、万镊……”他停顿一下，大声笑，“老万，榜上有个同姓。可惜写成镊子镊。”
万毅用碗沿敲敲桌沿，没当回事：“别逗，这字往下一看就知道排错。”话音未落，屋外警卫喊他去察看新围墙，他匆匆走开。那张报纸被压在粗糙木桌下角，尘土落了一层。
时间拨回到1941年2月17日。那天黎明，重庆卫戍部队押解“政治犯”进大礼堂开庭。穿灰呢军装的万毅站在被告席，声音洪亮：“抗日怎能成罪？今天你们审我，将来历史会审你们。”一句话震住旁听席，却换来三个月铁窗。
逃出渣滓洞后，他绕道晋冀鲁豫边区，带着112师旧部投向滨海根据地。组织批准他“暂不参加集体生活”，方便渗透改造东北军残部。这份特殊身份，七大筹备组原本没打算把他列进候选库。
1945年4月中旬，延安杨家岭灯火通明。选举筹备小组收到各解放区的增补名单，晋察冀边区代表给万毅写了长达八页的推荐信，详细列举他改编旧军、策应胶东、阻击日军海路的战绩。信中一句“此人虽入党晚，却能以民族大义自励”引起注意。任弼时划了一道红线，把名字圈进候补委员初表。
七大进入正式选举前夕，毛泽东提醒工作人员：新老干部比例必须合适，尤其要让原国民党系统转变过来的同志看到前途。于是名单里既有陈赓这样的黄埔一期，也有万毅这样的东北军旧将。
6月10日下午，杨家岭大礼堂举行差额投票。755名代表涌进会场，灯泡晃得人眼发花。监票箱旁贴着三尺高的候选人表，一排排名字密如经纬。有人在“王稼祥”后画圈，也有人执笔补写“王从吾”。万毅的名字排在倒数第二列，很多代表只知道他是“改造队伍的硬手”，便干脆投上了信任票。
最终结果：中央委员44名，候补委员33名。万毅得票靠前，却因不在场无法亲聆总书记宣读名单。这一缺憾，成了七大资料里少见的空白。
战斗与会议几乎同时结束。7月下旬，大众日报社连夜排版刊出“七大胜利闭幕”号外。排字工按手写样稿将“毅”拆成金旁、失手换成“镊”字。那天正值阴雨，油墨略化，错字无人察觉。
九月第二版的“更正启示”才补上一行小字：“‘万镊’应为‘万毅’，特此订正并致敬礼。”这一行距不足五厘米，却让滨海分区沸腾。警卫排拉响汽笛，民兵抬来锣鼓。万毅赶回师部时，礼花已放完，只剩硝烟味飘在松林里。
军区宣布：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官兵把他围在炊事班门口，一片喊声。“大家静一静。”他抬手压住喧闹，“这是党对咱们部队的信任，也是对旧军改造工作的肯定。”
夜里，他给组织写报告：“惟有苦练党的理论，坚守纪律，方报党恩。”灯下的稿纸洇着油渍，字迹仍工整。
1946年春，他率38军南下。辽南、长江、两广，趟过一地硝烟。每遇险处，士兵常拿“中央候补委员”逗他：“首长，先让您留命。”他摆手：“别看我顶着这顶帽子，命一样是条铁命。”
1955年，大礼堂授衔。万毅被授中将。他在化装室整帽徽，笑和老友吕正操：“咱东北军出身的，后来竟穿下一样的军装，可叹世事。”吕正操拍拍他肩膀：“还记得当年七大那张报纸吗？”两人相视大笑，往事如电光穿缝。
回到1984年。窗外梧桐叶落，他合上报纸，抬头望灯。“一个错字，把个人的小履历印在党史边缘；更让人记住的，是党在关键时刻对人的信任。”他说话轻，却听得见情绪在字缝里回响。书桌旁悬着他的旧军帽，银灰帽徽泛着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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