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安徽繁昌。
满大街横七竖八躺着两百多具尸体，大半穿的是日本鬼子的黄呢军装，空气里全是刺鼻的火药味和血腥气。
断壁残垣中间，几面满是弹孔的新四军军旗正迎风飘着。
这可是新四军战史上少见的硬仗，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精锐，咱们这群装备简陋的队伍，愣是把他们打趴下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战术，能让这座孤城变成吞噬日军的绞肉机？
咱们把时间往回拨两个小时。
那时候天快黑了，鬼子折腾了一整天，早就累得够呛。
那个当初嚷嚷着“两小时拿下繁昌”的日军指挥官，这会儿正对着地图抓瞎呢。
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步炮协同，到了繁昌这迷宫一样的巷子里，根本施展不开。
这正是指挥官谭震林苦等的时机。
他那是真沉得住气，眼瞅着战场上攻守变了，鬼子枪声稀了，冲锋慢了，连那吓人的炮火都停了，这才放下望远镜，下了一道死令：“全线反击，关门打狗！”
这一嗓子喊下去，原本死沉沉的废墟立马活了。
屋顶上、地窖里、拐角处，到处都在冒火舌。
新四军战士们跟猛虎下山似的冲出来，这可不是瞎冲，而是精心策划的围猎。
六团三营的战士们对地形熟得很，穿墙过屋，一下子就切断了鬼子的退路。
那天下午，繁昌街头就跟演戏似的：不是鬼子追着咱们打，而是那帮装备精良的家伙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反倒是咱们衣衫褴褛的新四军，守在每一个路口收割性命。
鬼子那骑兵队在窄巷子里成了活靶子，人仰马翻，哪还有半点威风？
可这场酣畅淋漓的反击战能打响，全靠正午那会儿拿命填出来的“钉子战”。
那时候战斗最焦灼，鬼子见正面攻不动，急眼了，疯了一样往繁昌的制高点——峨山头扑。
这地方可是繁昌的命门，谁占了这儿，机枪就能架起来扫射全城。
守这儿的是六团三营的精锐。
面对鬼子一波接一波的冲锋，战士们早就没退路了。
子弹打光了就扔石头，刺刀弯了就用牙咬。
在这里没有什么战术回旋，只有血肉之躯的硬扛。
最惨烈的时候，东侧阵地一个排被切断了退路。
几十号年轻后生面对几十倍的敌人，硬是没一个投降的。
排长一声吼：“上刺刀！
别给新四军丢脸！”
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冲锋，几十个身影就这样义无反顾地撞向了鬼子的人浪。
等大部队夺回阵地时，这个排的战士全没了。
有的战士到死手还掐着鬼子脖子，有的胸口插着刀却还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正是这一个排的牺牲，像钉子一样死死钉住了日军，给大部队争取了那救命的半小时。
要是峨山头丢了，整条防线就全崩了。
这群孤胆英雄，是用命筑起了一道墙，把鬼子拖得没脾气了。
其实这一仗的输赢，早在清晨第一声炮响前就定下了。
那天早上鬼子兵临城下，看着骑兵大炮气势汹汹，以为攻占繁昌就是场武装游行。
一通炮火轰塌了城墙，鬼子步兵端着刺刀冲进来，结果傻眼了——没人。
新四军根本没在城墙死磕。
这可是谭震林的大胆战术：示敌以弱，诱敌深入。
他不是怕了，而是故意把防线收缩到城里。
鬼子指挥官那是乐坏了，以为咱们被炮火吓破了胆，却不知道这城墙缺口不是胜利的大门，而是地狱的入口。
一进城，鬼子的噩梦就开始了。
繁昌的街道弯弯绕绕，鬼子的重炮在城外成了摆设，不敢乱轰怕炸自己人。
新四军却化整为零，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利用断墙窗户打冷枪。
鬼子这是掉进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有力使不出，想跑跑不掉，每走一步都得流血。
谭震林的算盘打得精：把鬼子放进来，让他们在这个大迷宫里流干血，等到精疲力竭了再给致命一击。
他赌的就是鬼子的狂妄，赌的就是新四军的韧性。
咱们为什么要死守繁昌？
打开地图你就明白了。
这地方背靠长江，扼守着皖南的咽喉。
鬼子要是拿下这儿，就能切断新四军跟江北的联系，把咱们困死在山里。
这是一场谁都输不起的局。
鬼子调集了精锐，咱们也拿出了看家本领。
就连后方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大娘冒着炮火送饭，小伙子帮忙抬担架。
军民一条心，这才是繁昌城真正炸不烂的铜墙铁壁。
那个血腥的12小时，拼的就是意志力。
鬼子以为靠钢铁火药能征服一切，但他们碰上的是比钢铁还硬的骨头。
那些战士，有的刚放下锄头，有的还是满脸稚气的新兵，但在保家卫国这事儿上，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吓人。
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座城，更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1939年的那个冬日，繁昌城没塌。
12个小时，200多具鬼子尸体，这就是新四军交出的答卷。
那些倒在峨山头、牺牲在巷子里的年轻战士，用血证明了一个理儿：武器装备是重要，但决定胜负的永远是人，是那股敢亮剑、至死方休的精气神。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侵略者脸上。
它告诉全世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哪怕是断壁残垣，也能变成埋葬侵略者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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