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仲秋的福建闽清，湿热尚未散去，村口祠堂外却传来婴儿啼哭。那一天，是吴孟超诞生的日子。谁能想到，这个孩子后来会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中国肝胆外科的第一行坐标。
岁月很快把他送到马来西亚。五岁的吴孟超揣着母亲攥紧的小手，登上了驶往槟榔屿的轮船。橡胶园里，他总是先把功课抄完，再去切割乳白色的胶浆。那段日子苦，却把勤奋二字深深刻进了骨头里。
一九四零年，他乘船回国，脚还没踏稳码头，日军的警报就尖利地响起。想去延安，路太远；想提枪抗敌，缺口太多。吴孟超索性抬头看了看灰蒙的天空，心里嘀咕：“读书也能救国！”随后，他进入同济附中，埋头苦学，课余还拉着同学参加讨论会，“讨孔游行”上冲在前排，那副眼镜差点被踩碎。
三年后考进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学医枯燥，可他把解剖室当成战场。凌晨两点的解剖楼灯火通明，他和同伴对着模型比划血管走向，“再晚也得弄清楚这条支脉！”他的声音带着沙哑，却坚定得让人无法拒绝。
一九四九年七月，他手握医学学士证书，奔赴刚成立的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穿上军装那一刻，他笑着说：“枪没拿成，刀总算拿上了。”年仅二十七岁，他成了外科军医，从此把军旅与手术台绑在了一起。
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医疗条件说一句“寒酸”并不夸张。手术刀要反复磨，麻醉药通常短缺，国外医学期刊更是难得一见。吴孟超没抱怨，捧着裘法祖教授从战火中抢出的外科手册，白天上手术，夜里做记录。手册的封皮被汗水浸得发硬，他却兴奋地写下几十万字的心得。
为了弄清中国人肝脏血管的真实走向，他拉上两位同事凑了五角钱买来石膏、橡皮管，做出了第一具国产“肝脏血管模型”。模型摆在桌上时，已经是深冬凌晨。有人打趣：“这么个玩意儿能顶啥？”吴孟超抹了把汗，“顶命！”短短两字，却像钉子一样砸在同事心口。
基于模型，他提出“五叶四段”划分理论；一九六零年，他把理论变成手术方案，为三十岁的女性肝癌患者完整切除病灶，患者十年后仍健在。那台刀在上海医界引起轰动——肝癌并非绝症，关键在于定位、切面与血供。国外专家听说此事后发来电报，语气里首次带上了敬意。
吴孟超把临床与科研捆成一条绳。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主持建立亚洲最大的肝脏疾病诊疗中心；九十年代，他主导的门静脉栓塞术把巨大肝癌切除率提高到七成以上。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歇歇，他摆摆手：“刀还没钝，人不能先软。”
二〇一八年初夏，九十六岁的吴孟超终于离开了手术室。那一天，他把写满注意事项的小本子交给学生：“别学我熬夜，可得把病人护好。”简单一句话，听者却红了眼眶。军地双方为他的贡献作出评估，待遇比照上将，他却淡淡一句：“能多给研究室添几台仪器吗？”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十七时许，病房内呼吸机的数字缓缓归零。五分钟后，远在长沙的袁隆平亦安然离去。媒体用了“双星陨落”四个字，全国陷入静默。有人感慨：一个填饱了中国人的胃，一个守住了中国人的肝，两位老人恰似一对守护神。
吴孟超一生共做一万六千余台手术，手术刀磨了无数把，白大褂洗到近乎发黄。七十年军旅生涯，他戴过草绿色军帽，也戴过一次性帽套，却始终记得入伍时那句承诺——“为士兵，为百姓，为黄皮肤的肝胆。”
如今在他亲手创立的研究所里，“五叶四段”模型陈列在玻璃柜中，旁边摆着当年五角钱买来的石膏模具。年轻医生常会停下脚步，轻声念着那段话：“顶命。”短促，两字，却像微光穿透厚重岁月，仍在手术室上空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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