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社会日渐倾颓，最明显的就是罗马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
从奥古斯都到马可·奥勒留时期，是罗马最为和平、昌盛的时期，然而这段时间结束之前，罗马人口的数量就已在减少。
还记得吗？菲耶索莱有一位穷人，他育有八位子女，还有三十六位孙辈以及十八位重孙辈，奥古斯都邀请他到都城来，大摆宴席，并大肆宣传。
还记得吗？人类学家卢梭兼思想家塔西佗曾俯视臣民，讲述着文明中的野蛮，宣称日耳曼人限制新生人口数量最让人不齿。
奥古斯都曾立法提高出生率，这一长期举措甚为重要。尽管并未获得完全成功，但这条法令在之后三世纪都存在于法典中，并几经修订，足见其必要性。
的确，比之现在，死亡率也很重要。尤其在瘟疫横行和马克·奥勒留内战时期尤为如此。显然，罗马帝国禁欲者众多，且婚后生育率持续下降。当代作家无不哀叹无子婚姻和子女较少的家庭。
西利的句子振聋发聩：“人类各个阶层的生育率都不容乐观。”但这几类人的生育率下降情况最为显著：高级阶层、知识渊博者和未来的领导人阶层。在斯威夫特的笔下，罗马皇帝已然发疯，大喊着：“我会像一棵树一样死去——从头至尾。”
为什么（这一问题一直都存在）这一文明会失去自我延续的能力？难道真如波利比乌斯所说，是因为人们喜欢享乐更胜于子嗣或者希望子孙生活在安逸之中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相较于穷人，富人更能享乐，富人的子孙也更有望获得安逸的生活。
难道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文明，变得心灰意冷，不愿后世子孙生活在战争带来的黑暗与灾难之中？我们无从得知。
但我们都知道，人口锐减与帝国其他积弊之间颇有关联——人口密度低时，管理费用更重；荒芜的田地，萎缩的罗马军团不足以保卫国家。
为了解决人口锐减的问题，罗马统治者只能寻求野蛮人的帮助。开始，罗马只接纳了一小部分野蛮人，可最后，罗马人血管里流淌的不再是罗马人的血液，而是野蛮人的。
日耳曼人开始驻扎在边境，后开始耕种田地，再又应征入伍，从后备军变为罗马军团主力军，最后跻身罗马帝国的各个重要部门。军队已成为野蛮人的天下，现代作家莫斯先生曾引用一位埃及母亲的话，用以说明这一点：真希望儿子（母亲如此说）能从野蛮人之中脱身回来——她的儿子加入了罗马军团。
罗马军团既已野蛮化，那么统治者也无法幸免。对罗马军团的士兵来说，君主不再是法律神圣的化身，而是自己的领导者，是领袖，是盾牌上的图腾。伴随着军队的野蛮化，帝国的文明礼仪也逐渐如此。
公元397年，霍诺留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罗马辖区内穿着日耳曼民族服饰。最终，罗马人身上都有一半野蛮人血统，只能用野蛮人反抗野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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