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一份急电摆在了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的案头。
看完电报，他愣是半天没回过神。
那会儿，大军正准备跨过长江往南推，他本来都已经把枪擦亮了，寻思着在最后的决战里再立新功。
可偏偏这时候，上头来了话：仗别打了，军装脱了，回湖北当“父母官”去。
乍一听，这安排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接手的湖北，特别是刚打下来的武汉，那是块什么烫手山芋？
烟囱不冒烟，码头没得船，满大街晃荡的都是没活干的工人和倒腾银圆的贩子。
那物价涨得比翻书还快，早起那点钱还能买碗米，等到日头偏西，怕是连张擦嘴纸都换不来。
照老理儿讲，碰上这种烂得不能再烂的经济摊子，怎么也得调个拿笔杆子、懂算账的行家来。
把个带兵打仗的猛将扔进柴米油盐堆里，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实际上，这看似离谱的调动背后，藏着中央深思熟虑后盘算的三笔细账。
头一笔，叫“身体止损账”。
那时候李先念的身子骨，早就亮起了红灯。
甚至可以说，要不硬逼着他转业，这根顶梁柱搞不好真得折在阵地上。
就在进武汉前，他的神经衰弱症已经把他折腾得够呛。
整宿整宿瞪着眼到天亮，脑壳疼起来像是要炸开，不靠吗啡压着根本扛不住。
这都是早年间落下的病根子。
回想1935年长征那会儿，翻雪山，零下几十度的极寒。
看着伤员冻得直打摆子，他二话没说把棉袄扒下来披战友身上。
这一仗义，自己倒是大病一场，底子伤了。
再瞧瞧中原突围最凶险那几天，他是指挥官，那一根弦崩得紧紧的，七天七夜没合眼，累晕过去好几回。
这种透支法，就是铁打汉子也得废。
中央心里跟明镜似的：天下大势已定，再让李先念去前线拼命，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可就大了。
把他调回地方，名为工作，实则是变相强制他“疗养”。
这是对功臣的一份特殊爱护。
第二笔，是“隐藏本事账”。
大伙儿光晓得李将军能征善战，却忘了他履历表里还有个硬核身份——我军最早的“大掌柜”之一。
早在延安进修那阵子，他就没闲着，把《资本论》给啃了个透。
这在当时的武将堆里，绝对是凤毛麟角。
更绝的是他在新四军第五师的那段实战操作。
那会儿五师夹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中间，被围得像铁桶一般，日子苦得没法过。
咋整？
李先念愣是在夹缝里搞出了一套“根据地经济学”。
没吃没穿？
那就自己动手。
他领着弟兄们种棉花、开商号、建兵工厂。
在那种鬼地方，硬是把买卖做得红红火火，不光养活了部队，库里还有富余。
能在枪林弹雨里把经济盘活，如今接管一个武汉，那还不是手拿把掐？
所以说，派他去湖北，根本不是“乱点鸳鸯谱”，而是正儿八经的“专业对口”。
第三笔，得算算“人情地缘账”。
李先念那是土生土长的湖北红安伢子。
别小看籍贯这事儿。
在政权更迭这种乱糟糟的节骨眼上，派个熟门熟路的自家人去坐镇，能省多少口舌？
湖北老乡心里琢磨啥，他门儿清。
官一上任，他没钻进机关大楼发号施令，而是卷起裤腿，直接下地跟老农一块插秧。
那一嗓子地道的湖北话一出，老百姓心里那叫一个亲近，踏实感油然而生。
在土改村，他和乡亲们一个锅里吃饭，一条炕上睡觉，这种血肉联系，外来的干部哪能这么快建立起来？
事实证明，中央这步棋下得神了。
面对武汉的一地鸡毛，李先念拿出了战场上那一套雷霆手段。
物价飞上天？
这一查不要紧，把国民党方面没来得及运走的仓库翻了个底朝天，竟翻出了大批囤积的纱布和粮食。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他立马定好了调配路子，先把这些硬通货死死攥在手里当筹码。
对付那些把物价炒得离谱的银圆贩子，他下手更狠，直接动用专政铁拳，露头就打；另一头，派出工作组下乡收粮，保住城里的饭碗不断顿。
一手抓物资底牌，一手抓市场整顿。
这套组合拳打出去，立竿见影。
也就是三个月功夫，武汉的物价硬生生被压下去三成。
那个原本乱成一锅粥的市场，奇迹般地稳住了。
这会儿大伙才回过味来：敢情这位李将军，抓钱袋子比抓枪杆子还利索。
稳住了肚皮，他也没落下脑瓜皮。
复课、修房、给老师发钱，这些事他都亲力亲为。
没多久，湖北大大小小的学堂里，又响起了读书声。
如今回过头看，1949年那个让李先念“愣神”的调令，其实是一招经过反复推敲的绝妙好棋。
它既护住了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又给百废待兴的湖北送去了一位最合适的“大管家”。
这笔大账，中央算得是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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