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底的北京，风已经带了凉意。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不算多，大多是裹紧了外套沉默走路的。
邓颖超由卫士陪着慢慢散步，头发比去年白了些，背也好像更驼了点，走到东侧路时，她停住了脚步。
路边摆着个竹筐，黄澄澄的橘子堆得冒尖。
筐边坐着个老汉，六十来岁，棉袄袖口磨得发亮，脸膛是风吹日晒的黑红色。
他不像别的小贩那样吆喝，就那么坐着，眼睛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向，一动不动。
邓颖超朝那边走了两步，卫士想上前，被她轻轻摆手拦住了。
她走到筐边，蹲下身这个动作让她膝盖有些发僵，"老乡，橘子怎么卖？"她声音不高，带着点南方口音的温和。
老汉猛地回过神，看到来人，眼神先是茫然，接着慢慢睁大了，他慌忙想站起来，膝盖却一软，差点跪下。
邓颖超赶紧伸手扶住他胳膊："别跪，我们谁都不用跪。"
老汉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攥着邓颖超的手腕微微发抖。
"您是...您是邓大姐？"他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很久没好好说话。
得到肯定的点头后，他眼圈一下子红了，却没掉泪，只是低下头看着橘子，半晌才说："俺叫朱传贤。"
朱传贤的儿子，原本在唐山开拖拉机，7月28号那天，地震把一切都埋了。
他来北京，是想卖了最后这点橘子，凑路费去唐山，哪怕...哪怕找片骨头带回去。
"俺老婆子让俺给孩子带件衣裳，说天冷了..."说到这儿，他才用手背抹了把脸。
邓颖超没再问细节，她拿起一个橘子，手指捏了捏，皮很薄。
"这橘子看着就甜。"她转头对卫士说，"把筐里的都称了吧。"卫士掏钱包时，她从口袋里摸出块蓝布手帕，把钱包递过来的硬币一枚枚包好，塞进朱传贤手里："拿着，买点热乎吃的。"
朱传贤捏着那包硬币，硬邦邦的边角硌得手心发烫，他想再说点啥，张了张嘴，只发出个"哎"的音。
邓颖超已经站起身，拍了拍他胳膊："老乡，日子会好的。"
本来想直接回西花厅，邓颖超走了两步又停住。
广场上跑过来几个半大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眼巴巴望着这边的橘子。
她回头对朱传贤笑了笑："这些孩子，怕是馋坏了。"朱传贤反应过来，抓了把橘子就往孩子们手里塞。
孩子们先是不敢接，邓颖超蹲下去，拿起一个剥开，把一瓣橘肉递到最小的女孩嘴边："尝尝，甜着呢。"女孩怯生生咬了口，眼睛一下子亮了，脆生生说了句："谢谢奶奶！"
那天下午，广场东侧路多了道奇怪的风景，一位老人给孩子们分橘子，另一位老人站在旁边看着，偶尔帮着剥个皮。
卫士后来回忆，邓大姐那天笑得特别多，比这半年加起来都多。
离开时，她让把橘子都装在车后座，说"带回去给同志们尝尝"，其实谁都知道，西花厅的人哪缺这点水果。
回去的路上，车过长安街，邓颖超一直看着窗外，卫士递水给她，发现她手里还攥着个没剥开的橘子，果皮上的清香混着她身上的薄荷膏味，飘了一路。
后来才听说，她想起了当年在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总爱买街头小贩的橘子，说"甜中带点酸，像过日子"。
朱传贤没去成唐山，邓颖超让人帮他联系了民政部门，找到了儿子的安葬地。
拿到抚恤金那天，他没买车票，而是去王府井百货买了个最大号的保温桶。
1977年春天，他揣着保温桶回了老家，捐给了村小学。
"让娃们冬天也能喝上热水。"他跟校长说，"是北京来的好心人教俺的，日子再难，也不能亏了孩子。"
1998年冬天，朱传贤躺在床上，快不行了。
孙子朱文涛凑到他耳边，问还有啥要交代的。
老人喘着气，指了指墙角那个用了二十多年的保温桶："记着...橘子...甜的..."朱文涛那时候才十几岁，不太明白爷爷的意思。
直到2016年，他在县农业局的帮助下办起了橘子合作社，忽然就懂了。
现在的朱文涛，每年霜降前后，都会挑最好的橘子装箱，送到北京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俺爷爷当年在广场上，肯定见过他们升旗。"他跟队员们说这话时，脸上带着笑。
护卫队的小伙子们会回赠一面小国旗，他就把国旗挂在合作社的墙上，旁边摆着那个磨得发亮的保温桶。
1976年的中国，确实太难了，一开年就冷，1月8号周总理走了，清明节广场上的花圈堆成了山。
7月朱德委员长也离开了，紧接着唐山就塌了半边天。
9月9号，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全国好像都被按了暂停键。
那时候的人，心里都憋着股说不清的疼，但疼里头，也总有暖的东西往外钻。
就像朱传贤筐里的橘子，皮是苦的，肉是甜的。
邓颖超蹲下去的那个动作，那句"别跪"，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让1976年的秋天，没那么冷了。
朱传贤这辈子没干过啥大事，就做了两件：给学校捐保温桶，临终前嘱咐孙子别忘橘子，但这两件事，比啥都实在。
朱文涛说要让全国人都尝尝现在合作社的橘子，当年暖过心的那个味道。
那个秋天的甜，被画成了画，被种成了树，被一代代人记在心里。
所谓国家记忆，不就是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吗？疼是真的，暖也是真的。
就像邓颖超说的，日子总会好的，现在看，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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