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法庭上，公诉人与辩护人的交锋，往往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对事实的解读与定性。每一份不起眼的情节，都可能成为影响当事人命运的关键砝码。最近，我们团队办理的一起诈骗案，公诉机关明确建议判处三年实刑。经过有效辩护，法院最终判处了三年缓刑。这个结果，值得所有同行与面临类似处境的家庭深思。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案件的核心，远不止“认罪退赔”那么简单。

当事人车某某因虚构“办事能力”骗取12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当案件移送到检察院，看到“数额巨大”和“建议有期徒刑三年”的量刑建议时，家属的焦虑可想而知。许多同类案件当事人会认为，退钱、拿到谅解书就“差不多”了，但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区。司法实践中，这些情节是“可以”从宽，而非“应当”从宽。如何让法庭认为本案“应当”适用缓刑，是辩护工作的真正核心。

我们的辩护，没有停留在提交证据的表面工作上，而是围绕以下三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立体的、难以反驳的缓刑论证体系：

第一，穿透“社会危害性”的笼统概念，进行精准切割。
我们向法庭强调，诈骗犯罪中，“社会危害性”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概念。本案行为模式是典型的“一对一”的“办事”诈骗，其危害范围特定，侵害对象明确，与针对不特定公众的电信诈骗、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型诈骗有本质区别。更重要的是，案发后我们协助当事人第一时间全额退赔，并扎实地取得了每一位被害人的书面谅解。这不仅在经济上实现了“复原”，更在法律意义上，最大限度地修复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我们向法庭完整呈现了这一积极弥补的过程，将“社会危害性已显著降低”从一个抽象判断，变为有证据支撑的具体结论。

第二，将“认罪悔罪”转化为可信的“人身危险性评估”。
初犯、偶犯、认罪认罚，这些情节如果孤立呈现，容易流于形式。我们将它们串联成一条清晰的逻辑链：当事人到案后供述稳定、自愿认罪，在律师介入前已主动筹措资金——这展现了其承担责任的原始意愿。随后，在专业指导下，其认罪悔罪的方向更明确、效果更彻底。我们向法庭呈现的，不是一个被动接受惩罚的被告人，而是一个主动纠错、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会再次危害社会的个体。这份人身危险性极低的评估报告，是我们为法庭适用缓刑提供的最有力依据。

第三，将辩护策略与司法政策深度融合。
我们在辩护意见中，着重引用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当前关于“减少不必要羁押”、“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司法导向。我们指出，对车某某此类情节、具备有效监护帮教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让其回归社会、在社区矫正中完成改造，正是上述政策精神的完美体现。这既符合刑罚的个别化原则，也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辩护，不仅要讲法律，更要懂政策。

判决背后的启示：专业辩护的价值所在。

法院的缓刑判决，是对我们上述辩护逻辑的全面采纳。这个案例给我们，也给公众几点深刻启示：

1、退赔谅解是“基础动作”，但如何呈现是“技术关键”。律师的工作，是将当事人的积极行动，组织成符合法律评价逻辑的证据体系，让法庭“看见”并“认可”其价值。

2、在定性无争议的案件中，量刑辩护是主战场。优秀的刑事律师应像一位精算师，将每一个法定、酌定从轻情节计算、放大到极致，为核心辩护目标服务。

3、信任专业，方能把握时机。刑事案件的进程环环相扣，退赔时机、协商谅解、认罪认罚的时机选择，都需要在专业判断下进行。一个错误的步骤，可能导致事倍功半。

结语：
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关乎自由与人生。作为律师，我们深知肩上责任。辩护的艺术，不仅在于对法条的熟稔，更在于对人性与政策的洞察，在于将冰冷的案件事实，转化为充满温度与说服力的生命故事。此案已结，但其间展现的辩护策略与司法理念，值得反复回味。

关键词：
诈骗罪辩护广州刑事律师缓刑成功案例刑事律师咨询诈骗罪律师量刑辩护退赃退赔认罪认罚刑事辩护策略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领域专注于刑事辩护与风险应对，尤其在诈骗、经济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辩护，以及民刑交叉争议解决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我始终相信，复杂的法律困境往往源于脉络的混沌。因此，我的工作核心，在于为委托人厘清迷雾——将错综的事实与法律争点结构化、模型化，转化为清晰的诉讼策略与行动路径，从而在关键决策中把握主动。本文所探讨的“办事型”诈骗案缓刑辩护，正是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实践。

如果您正面临刑事案件的困扰，或对文中提及的辩护要点有进一步疑问，欢迎通过平台搜索“林智敏”与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