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深冬，延安的窑洞里炉火正旺。邓小平卷着棉袄，同几位中青年干部聊如何在敌后稳住供给。窑洞角落，一张写满数字的木板前站着周惠，这个江苏小伙子把最新的征粮统计翻来覆去地核对。那一夜，两人第一次正面交谈：一位习惯从总体布局考虑问题，一位擅长把细节琐事捋顺。谁也没想到，这段互补的缘分会被战火和岁月拉长二十多年，再在1978年忽然重合。
时间跳到1977年，北京的气氛微妙而紧绷。干部复出、工作调整、路线拨乱反正，件件都要拿准分寸。周惠在交通部当副部长，可他心里清楚，自己的长项并不在港口航道。叶飞看得出来，两人闲聊时常常一句“老兄，还是基层更对味”。这种惺惺相惜，为后面的一场调动埋好了伏笔。
1978年3月初，北京西山。周惠坐在中办的吉普车里，车窗外的山路弯又急。司机一时找错了出口，车子差点开去香山。周惠轻声一句“别急，慢慢开”，化掉了尴尬——战争年代都挺过来，这点小磕绊算什么。
车停下，邓小平迎出屋门，伸手拍拍周惠的肩：“头发白了。”一句家常，把二十年空档抹平。寒暄不过片刻，邓小平直切主题：“准备让你去内蒙古顶上第一书记的担子。边疆事多，先把班子理顺。对了，你熟悉尤太忠吗？”周惠摇头。邓小平吸一口烟：“他打仗行，治区难。到地方后告诉他，下一期回京党校报到。”
短短几十分钟，调动、班子、学习三件事交代干净，行事风格依旧干脆。周惠出来时天色已暗，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草原而非稻田，畜群而非稻穗。
七月，周惠在集宁火车站悄悄跳下车，没有迎接队伍。他要先摸准牧区底数。几个旗一转，他发现牲畜膘情好坏与政策松紧呈现明显对应：自留畜多的嘎查，牛羊肥壮；集体畜比例高的队，羊圈瘦得见肋骨。有意思的是，牧民谈起“口粮田”四个字，眼神里全是期待。周惠心里有了谱——不能照搬安徽模式，但“责任”二字同样适用。
同年10月，自治区党委扩大会上，一条“放宽自留畜数量”的决定拍板。反对声不小，说怕“散了劲、丢了集体”。周惠一句平声回答：“牲畜头数上去了，集体才能分红。”会场短暂安静，随后通过。那年冬天，牧民自留畜增加的数字比统计员的算盘还快。
1979年春，周惠给中央写报告，要求借给农民“口粮田”。“借”字最先被否回来，他转笔改成“口粮田出包”，并附上牧区自留畜数据。李先念看后回话：“救荒可以，但别明说包产到户。”语气谨慎，但算是松口。
得到这股东风，周惠又盯上了草场。草场公有、牲畜承包，如果两头不串起来，迟早“前店后坊”。1982年秋，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率先“草畜双承包”。第二年春雪后，死亡率从往年15%压到5%，膘情明显改善。数字比任何口号都有说服力，呼伦贝尔的经验很快传到巴林右旗、锡林郭勒。
质疑依旧不断。一次在盟里汇报，有干部说“过度分散会破坏草原”。周惠把统计表往桌上一摁：“草原更怕没人心疼。只有归户，草是谁的，谁就舍得留下头茬草。”桌对面的人没再吭声。
1984年7月，自治区牧区工作会议定下“双包制”八字方针——“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牲畜作价、户有户养”。这条路走通后，牧民收入翻了一番，牲畜头数突破历史最高线，草场退化面积反倒下降。牧民胡日查毕力格买了草原上第一辆小汽车，开到旗里办手续时笑得合不拢嘴：“以前想都不敢想。”
周惠在内蒙古整整九年。1987年十三大后，他退居二线，把更多精力放在总结草原治理经验。有人问他一生最得意的是哪件事，他只摆手：“老百姓腰包鼓了，比什么都强。”话音平淡，却透出倔强的底色。
当年西山的小火炉早已熄灭，窑洞里那些争论集体和个体的话题也随风散去。但那场冬夜交谈埋下的改革种子，借着草原上的长风，终究开出了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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