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学人集体编撰
中国首部《方言》的渊源研究
宋 翔
在人们印象中，周、秦时代的方言或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方言并非完全无迹可循，而是在古代文献中留下了系统的记载。这些记载是如何得以保存的？又是谁将它们整理成中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的呢？线索隐藏在东汉应劭著作《风俗通义·序》的一段关键文字中。
东汉《风俗通义·序》
东汉《风俗通义·序》记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
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可分层次加以解读：
其一，“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之，藏于秘室。”这表明在周、秦时期，中央王朝每年八月都会派遣“輶轩之使”出使各地，采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方言，将采集所得上报朝廷，并收藏于秘府之中。由此可见，早在周秦时代，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官方方言调查制度。方言在当时并非仅仅被视为民间口语，而是被纳入国家视野，成为了解各地风俗、制度与人群结构的重要资料。
其二，“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秦王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原本藏于秘府的官方档案大多散佚，相关的方言资料也随之亡失。到了汉代，这些周秦时期的官方方言记录已经基本难以见到，这意味着周秦两代建立的方言调查传统在战乱中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其三，“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在官方档案散佚的背景下，蜀人严君平仍然保存了千余字的方言资料，而另一位蜀人林闾翁孺则掌握了整理方言的“梗概之法”。这说明在蜀地，不仅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先秦方言材料，而且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方言整理与研究方法。
其四，“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扬雄对这些方言资料与方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利用在长安任职的便利，在各地孝廉、卫卒汇聚的场合广泛询问、记录不同地区的方言。他经过二十七年的持续积累与整理，最终完成了一部约九千字的《方言》。
东汉《风俗通义·序》
从上述记载中可提炼出几点认识：
第一，蜀地在周秦方言资料的保存与整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严君平所保存的“千余言”，很可能包括蜀地本土方言以及由蜀地传承下来的先秦方言材料；林闾翁孺的“梗概之法”，则代表了蜀地学者在方言研究方面的方法积累。
第二，扬雄并非孤立进行方言调查，而是在继承蜀地已有资料与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综合各地方言，最终编纂成《方言》。他既是方言资料的整理者，也是这一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与发展者。
第三，蜀地在周秦至两汉的语言传承体系中并非边缘区域，而是在官方档案散佚之后，仍然能够提供重要方言材料与研究方法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在当时语言文化格局中的独特地位。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周秦时代的官方方言调查制度，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意识到语言差异对于理解各地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而在这一制度因战乱中断之后，蜀地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相关的资料与方法，这为我们今天认识周秦时期的语言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因此，当我们讨论早期汉语方言的流传与保存时，除关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外，也有必要将视野拓展至成都所在的蜀地。正是在这里，走出了严君平、林闾翁孺与扬雄等学者，他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方言学著作——《方言》的形成，也为后世保存了关于周、秦时代方言的珍贵记录。可以说，中国方言学的早期起点，与成都及蜀地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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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宋 翔（《成都商报》原记者，中央电视台原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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