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15日凌晨五点，黑龙江嫩江边还罩着一层薄霜。汽油机“突突”地响起，播种机在雾气里缓慢爬动。那一刻，穿着崭新军装、脚踏黑土地的自己才恍然意识到：两个月前在炮阵地上练压弹的手，如今要拿起种子袋，与春耕打交道。
追溯到1970年11月，哈尔滨第五中学贴出红底黄字的征兵通告。“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升学、面向当兵”的口号一排排刷在墙上，鲜亮得扎眼。当兵意味着全家光荣，意味着一脚踏进共和国的钢铁行列。班主任轻声提醒：“名额有限，想去就别犹豫。”家里开了个短促而庄重的“家庭会议”，父亲点点头，母亲擦着围裙叹了口气，最终一句“好男儿志在边关”敲定了我的选择。
1971年1月3日，零下二十七度，234名新兵挤上绿皮火车向北出发。车厢里一片寂静，车窗外是凝固的松花江。有人小声嘀咕：“前面是不是大城市？”其实只是一个小站，但这句童真的惊叹把紧张气氛击碎，笑声四起。抵达哈尔滨兵站，当晚的八菜一汤只给十分钟，用筷子像抢险一样飞快，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军令如山。
新兵连三个月，日程被划分得像刻度尺。六点起床号、两小时学毛著、无数次站军姿。最难熬的是体能课：负重五公里、俯卧撑成百上千。北风呼啸，一排排学生兵泪水鼻涕混着汗，班长拍着每个人肩膀：“咬住牙，再坚持一圈。”有人实在跑不动，半路上嚷嚷想回家，只得被战友搀扶着继续前行。三个月后，再回头看训练场，足迹密密麻麻，像在雪地里刻下的宣誓。
3月底，名单贴出：我分到65式37毫米双管高射炮连，担任五炮手，任务是1.8秒内把两夹八发炮弹压进炮膛。第一次摸上炮尾，粗糙的钢铁冷得刺骨，心里却滚烫。班长示范动作：“肩别发带，双臂协同，动作要像弹簧。”为了把速度挤进两秒内，夜里熄灯后，常在走廊对着空气反复模拟；手掌磨破，浸在盐水里火辣辣，却谁也不肯落后。
训练还没结束，4月初团部下达命令：连队抽调一部分人支援北大荒春耕。高炮战士去种小麦，听起来有点荒唐，可那时“军民一家”的口号不是喊给风听的。连长打趣：“换了战场，炮手改农机手，打好粮食就是保卫祖国。”
黑土地广袤无垠，机械轰鸣盖过了知了。播种机每走一米，种子30斤、化肥30斤从箱里倾泻而出。我站在车尾，专盯开沟器的升降，一旦偏斜，整排麦子就会弯成“S”。漫天尘土扑在脸上，黑粉顺着帽檐往下落，战友互相笑称“活脱脱煤矿工”。午饭时脱帽擦汗，鼻涕都是灰的，好笑却也真实。夜里躺在地铺上，耳朵里还嗡嗡回响播种机轰鸣，但没人叫苦，干劲像油门一样越踩越深。
半个月后回到炮阵地，又是机尺校正、航迹测算。团里挑人参加“空靶射击比武”，我被任命为四炮手，负责标定目标速度和航路。模型飞机在空中拖着长长的红布，必须用秒表和判距仪同步记录，误差不能超过1%。同年8月的团射击实弹考核，连队四发全中，指挥所电话传来连长压低的惊喜：“准星、火候都拿捏住了！”那一夜，整个连队开罐头犒劳自己，明晃晃的月光像军功章一样挂在天上。
除了操炮，文化学习也要跟上。每月津贴四元起步，大半被换成铅笔和练习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常年压在枕头底，一有空就翻几页。战友打趣：“你这是给自己打钢印呢。”笑过之后继续拼命，毕竟在军营里，青春被锻打得轰轰作响，稍一松懈就可能掉队。
1972年春，入党申请获批的那天，政治处干事把党徽放在手心递过来，说了一句很短的话：“以后说话做事，心里要有杆秤。”简简单单，却像一束探照灯照进胸腔。从那以后，帮炊事班洗菜、替卫生班掏粪坑，周末几乎没歇过。四川籍的小个子战友因为识字不多，常和人顶嘴，我拉他到操场：“别急，先把信读了。”他一愣，半天才憋出一句：“谢谢，你是真哥们。”临分别那年，我们抱头好一阵沉默，只有肩膀发抖，没掉一滴泪，算是硬汉的默契。
转眼1974年冬，复员令下达。压弹记录依旧停在1.8秒，没人刷新。收拾背包那天，随手把那把磨得发亮的弹夹带走，算是留作见证。列车驶离营区，看窗外白杨树影滑过，有战友隔座拍我手背：“回去也别闲着，哪儿需要咱，咱就去哪儿。”一句半玩笑的话，却把三年军旅浓缩成了最质朴的宣言。
黑土地的风吹过耳边，仍带着当年播种时的尘土味；炮阵地上留下的硝烟味又混进记忆，成了另一股力量。若问那几年收获了什么，不只是胸前那枚党徽，也不只是射击成绩本。更重要的，是在寒风、在火线、在田埂上学会了一件事：无论岗位如何转换，做好当前这一环，就是对国家最朴素的守护。
岁月流转，再听到“高炮团”三个字，脑海中依旧会闪回那片黑土地、那门双管高射炮和那条播种机走出的笔直印痕。它们早已把1971年的春寒、炽热和金黄，一起钉进了生命的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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