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9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关于南京博物院事件的通报，揭开了一桩跨越近三十年的文物管理失职与违纪违法案件的详细经过。
五幅捐赠画作的命运，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国有博物馆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制度性漏洞、监督失灵和权责不清等问题。
一场捐赠文物之“劫”
通报揭示的细节令人扼腕：1959年，庞增和将《江南春》图卷等137件画作捐赠给南博收藏。这份慷慨捐赠却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劫难”——经时任常务副院长徐湖平违规签批，这些珍贵文物被调拨至原省文物总店销售。
最令人痛心的是《江南春》图卷的命运：1997年，时任总店保管员张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更改价格标签、伪造购买流程等手段，将标价25000元的文物以2250元低价盗卖，几经转手，最终流入拍卖市场，直到2025年才因捐赠人后代举报而浮出水面。
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失职：从南博内部的违规调拨，到省文化厅的违规批复，再到总店的内部管理混乱，最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捐赠人权益受损、社会信任崩塌。此案被揭露的偶然性更值得深思——若非庞叔令的偶然发现并举报，《江南春》图卷很可能永远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系统性失守的七个漏洞
细读这份长达数千字的通报，可以梳理出文物管理链条上的七重失守：
其一，制度缺失。通报明确指出，南博存在“受赠文物管理制度缺失”问题。在没有严格制度规范的情况下，管理者可随意处置捐赠文物，为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
其二，程序虚设。即便有规定，也是“制度执行不到位”。南博未按规定履行鉴定、复核审议程序，时任负责人徐湖平违规签批调拨申请，实际上架空了正常管理程序。
其三，监督缺位。省文旅厅、省文物局对下属单位“失管失察”，原省文化厅“违规批复同意调拨文物”，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功能完全失效。
其四，内部混乱。总店内部“账物不符”“应该分设的岗位由一人兼任”“缺乏监督制约”，保管员兼销售员的设置本身就是内部控制的大忌。
其五，专业失范。从改名《汤贞愍设色山水轴》的《设色山水轴》，到将《江南春》图卷写成“仇英山水”，随意更改文物名称的记录反映出管理者的专业随意性。
其六，信息壁垒。捐赠人后代庞叔令不得不“两次到南博现场察看”，南博却“未能提供”捐赠画作，表明捐赠文物管理信息既不透明也不对捐赠者开放。
其七，责任虚化。从1990年代违规行为发生到2025年事件暴露，二十多年间问题未被发现和纠正，说明长效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严重缺失。
根源探究：文物管理中的权力任性
徐湖平作为南博原常务副院长，同时兼任总店法定代表人、经理，这种角色混同本身就埋下了利益冲突的隐患。通报揭示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明确禁止擅自出售和处理馆藏文物后，仍同意总店出售相关文物”。这种行为不仅是违规操作，更涉嫌严重职务违法。
更令人深思的是，违规行为发生在“在上世纪90年代”，而问题直到近三十年后的2025年才因偶然举报被揭露。这种长期的“潜伏”状态表明，文物管理领域可能存在更为普遍的制度性风险。文物一旦离开馆藏，就几乎消失在监管视野中，流转过程中的多次转手、质押、拍卖，竟无一道监管环节能够有效介入。
通报指出，“少数干部职工纪律规矩和法治意识淡薄”，这一点在张某案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利用双重身份、更改价格、伪造记录、内外勾结，将国有资产视为牟利工具，这种行为的肆无忌惮反映出监督机制的完全失效。
蝴蝶效应：一桩文物案的深远影响
南博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五幅画作的流失。通报坦承，此事件“损害了国有博物馆公信力”。公众对博物馆的信任基于其作为文化遗产守护者的专业性和廉洁性，而此案暴露的问题直接动摇了这种信任基础。
对于捐赠文化，此案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庞增和1959年的捐赠代表了一个时代社会人士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支持热情，而其后代不得不通过举报、寻求律师帮助来追索捐赠文物，这种反差无疑会冷却潜在捐赠者的热情。
此案也暴露出文物鉴定、流转和拍卖市场的监管漏洞。《江南春》图卷能够在拍卖市场“合法”出现，表明现有的文物拍卖审核机制未能有效识别非法流通文物，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制度修复到文化守护
南博事件最终的解决，体现在《江南春》图卷等四幅画作“已存入南博书画专库”的通报中。但物理上的回归只是第一步，制度上、文化上的修复需要更长时间。
文物是历史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每一次文物的流失，都是集体记忆的断层。南博事件暴露的问题虽然集中在二十多年前，但其揭示的管理漏洞和监督缺失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正如通报最后所言：“诚恳欢迎社会各界对我省文物管理工作继续予以监督。”这种开放态度是修复信任的第一步，也是建立长效监督机制的基础。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南博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更是一个文化态度问题。对待文物的态度，折射出一个社会对待历史、对待文明传承的态度。只有当每一件文物都被视为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只有当每一次捐赠都被视为需要永久珍视的社会信任，只有当每一位管理者都认识到自己肩负的是文明传承的重任，类似的流失事件才能真正杜绝。
《江南春》图卷最终回到南博，但它的二十年迷踪留下的思考，应成为整个文物管理领域深度改革的起点。这不仅是保护一件文物，更是守护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对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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