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学术圈和政坛，傅斯年绝对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这位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于一身的学者，这辈子都把反专制、求真理挂在嘴边，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中国寻一条光明路，可直到生命尽头，这份心愿也没能实现。
他的人生像一出跌宕的折子戏，有五四街头的意气风发，有政坛中的独树一帜，也有远赴台湾的决绝，只是这决绝的背后，却让留在大陆的家人尝尽了苦果。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傅斯年青年时代最耀眼的一笔。彼时的他还是北大的学生，一腔热血洒在街头，直接当了游行总指挥，带着一众青年喊出时代的呼声。可这位热血青年的想法，却随着时局变化悄悄变了味。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里，苏俄式革命风潮渐起，傅斯年对此却嗤之以鼻，在他看来，用这种方式推翻北洋政府，根本就是引虎驱狼，对中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发动清党，傅斯年第一时间表示赞同，这一态度，也为他此后的政治立场定了调，成了他人生选择的重要伏笔。
时间走到1945年6月，日本战败的结局已成定局，国内的民主人士都盼着国共两党放下隔阂，组建联合政府。民盟的黄炎培、章伯钧和傅斯年一起，提出了赴延安考察的想法，顺便从中斡旋，劝说两党精诚合作。
这个提议得到了双方认可，代表团在七月抵达延安，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同行的代表们走进延安，满眼都是清新的民主气氛，看到了廉洁的政府组织，更是被几位主要领导的风范打动，满心欢喜地觉得联合政府的希望近在眼前，回到重庆复命时满是期待。
可傅斯年却成了这个集体里的“异类”。因为早年对苏俄革命的糟糕印象，他这次延安行从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看什么都觉得不对劲。在他眼里，延安展现的民主自由全是装出来的假象，就是演给民盟代表看的戏码。
他认定这里是在控制民众思想、蒙蔽民众头脑，所有事情都是领导一言堂，颐指气使。甚至还放出狠话，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中国社会必定大乱，文化会被灭绝，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
这番话在当时听来，完全是危言耸听，没人愿意相信，这也让一向自负的傅斯年生出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心灰意冷之下，便不愿再搅和到政治的浑水里。
1949年一月，国民政府的大势已去，身在北平的傅斯年和胡适彻夜探讨中国未来的局势，一番商议后，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奔赴台湾。
临行前，他特意找到侄子傅乐焕，劝侄子跟自己一起走，可傅乐焕却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在大陆，去台湾前路未卜，死活不肯答应。傅斯年拗不过他，只能无奈地带着另外两个侄子登上了南渡的飞机。
到了台湾后，傅斯年接过了台湾大学校长的担子，这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重要的旅程。彼时的台大，算不上一片净土，校园里的腐败问题暗流涌动，政党之争也想往校园里钻。
傅斯年一上任就拿出了硬气的态度，大力整肃校园腐败，铁了心反对把政党之争带入校园，想给台大留一片纯粹的学术天地。
可这份操劳却压垮了他的身体，再加上本身体重肥胖，高血压等问题缠身，1950年，傅斯年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死后被葬在了台湾大学校园内，也算圆了他与这所学校的缘分。
傅斯年走了，可他在大陆的故事却没有就此落幕，甚至还牵连了留在大陆的家人。1966年，他在山东的家人遭到了冲击，当年他评价延安的那些话语被翻了出来，一顶顶大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国民党的狗腿子、反动学术的头子、胡适的狐朋狗友，各种污名接踵而至。
而留在大陆任教的傅乐焕，因为是傅斯年的侄子，成了首当其冲的替罪羊。抄家、武斗、游街，这些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主旋律，就因为交代不出傅斯年的所谓“问题”，他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头。
最终，在无尽的折磨和绝望中，傅乐焕选择了投井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直到后来拨乱反正，他才得以平反，沉冤昭雪。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争论，如果当年傅斯年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他的学术成就会不会更高。
只是了解傅斯年的人都清楚，他的性格刚直又执拗，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有自己的一套坚持，这样的他，如果留在当时的大陆，恐怕结局也不会太好。
这位一生追求民主与真理的学者，终究是在时代的浪潮里，留下了自己的遗憾，也让家人为他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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