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权力发生突变之后，委内瑞拉就和解问题展开了讨论。国民议会一审一致通过了《和平与国家和解》草案，被看作是向和平与和解迈出的重要一步。草案主要是对因为参加政治示威、公开批评公务人员而被拘禁的人进行赦免和释放，归还被扣押的资产，撤销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为滞留在国外的人（特别是美国）回国铺平道路。草案规定人权侵犯、反人类罪不在赦免之列，但是法官、检察官等在履职过程中所犯的“违规行为”可以得到赦免，加减之间引起巨大争议，边界如何划定、由谁来认定、是否引入独立审查成为焦点。
人权组织刑事论坛表示从1月8日开始已经释放了383名政治犯，仍然有680多人在押；执政阵营表示已经释放了接近900人但是没有公布名单。数字落差暴露出信息不透明的问题，被释放、被关押、出狱时间如何查询，都需要公开，否则就很难重建信任。被提及的人名有2024年2月被逮捕的罗西奥·圣米格尔以及质疑2025年总统大选的反对派人士恩里克·马尔克斯。
草案要找到创伤与追责、稳定与回归之间的平衡。对家属来说是久盼之喜，对维权组织来说是双刃剑；对越界执法者来说可能会成为护身符；对于长期被以恐怖主义、叛国罪指控的记者、学生、反对派和人权活动者而言，这是一口喘息。最敏感的还是“违规行为”如何界定的问题：哪些行为属于人权侵犯，哪些属于可以原谅的违规，不能含糊其辞。和解要有程序和边界，流程要透明、名单要公示、申诉通道要畅通、独立复核要到位，这是转型期的基本配套，否则争议就无法平息。
海外返国并不是一张机票就能做到的，护照、安保、工作、司法记录都需要清理，更为现实的是社会接纳问题：邻里怎么看、原单位接受不接受、线上旧怨怎么线下说开。执政阵营的态度变化值得关注，但是真正的和解不能依靠象征性的行为来实现。赫利科伊德更新的时候要考虑记忆和修复的问题，要不要保留一面记忆墙、设置公开展室和受害者空间，让欢呼声和沉默共存，让城市变得更完整。
官员赦免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执法者也面临着体制的压力，但是压力不能成为挡箭牌。不能用一张纸就把责任糊弄过去了。负责任的做法是逐案审查、分类明确、保存证据、禁止进入公共职务领域、开展职业伦理再培训，虽然麻烦但是治本。
对于已经释放的人而言，走出看守所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心理创伤、出行以及职业上的断裂、家庭的重建都需要公共的支持和持续的关注，哪怕只是一张免费的心理咨询券，或者是一次关于合法权利的讲座，都是具体的关怀。
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二审的时间表、实施细则、监督机制、名单公示、救济渠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错误都会前功尽弃。草案扩展到1999年是政治宣示，意味着对过去进行全面回顾，但是清盘并不等同于清算，也不等于一笔勾销。事实要保留下来，责任要摆到台面上，制度要建立起来。公众最害怕的就是“说了很多但是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话，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和可靠的承诺。门会打开，但是要看它开到哪里，是谁先出去，出去之后怎么安置。拐点已经出现，方向盘是否稳当，就看每一次选择以及每项配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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