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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号，一位在深圳工作的湖南人发帖提到，今年春节回老家时，光是给亲戚包红包就花了五千块钱，他给二叔、三叔和伯伯三家各包了一千块，四个舅舅每人五百，这样算下来就是三千加两千，他自己两个孩子总共只收到三十块钱，一个孩子十块，另一个二十块，虽然帖子没写具体年份，但时间设定在2026年春节，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不少人留言说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他说的不是个别现象，在湖南、湖北和江西这些地方，发红包基本从五百元开始，给侄子侄女的金额在一百到两百元之间，不按这个标准来，容易被人议论，而广东福建那边还保留着老习惯，红包大多是五块、十块或二十块，最多也就一百元封顶，有人解释说，这并非因为广东人经济条件差，而是他们认为红包主要图个吉利，不需要用钱来撑场面。
问题出在规矩变了，以前发红包是表达心意的事，现在却成了衡量人的标准，包得少了，别人背后说你混得不行，第二年你不敢少给，只能往上加钱，更麻烦的是你不发的话，长辈直接讲你忘本，说你现在过得好了就看不起人，有人干脆不再跟着做，说自己二十年前给孩子几百块，孩子只回几十块，现在不干了，省下钱来给孩子报辅导班更实在。
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的中产阶层，反而感到最难受，他们工资高些，老家亲戚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多出钱，结果这些人成了被合情合理索取的对象，红包在中部农村地区，早已不是表达祝福的意思，变成了家族内部转移财富的一种方式，直系亲属拿到得多，旁系亲属拿得少，女性嫁出去以后，常常被当作必须多出钱的一方。
老一辈人觉得这是传统礼数，是祖辈传下来的分财避灾的做法，年轻人却感到压力大，房价高、养孩子贵，哪有余钱用来包红包，去年湖南邵阳和湖北黄冈尝试过宣传限制红包金额，发传单、开村民大会，但没人强制实行，最后事情就搁置了，平台数据显示，六成以上从新一线城市返乡的年轻人，红包花费超过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春晚相关话题“红包太贵了”一天内有8.7亿讨论量，热门评论第一条写着：“我宁愿发语音消息，也不愿意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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