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民国历史上最让人唏嘘的一幕，1936年12月25日这天绝对排得上号。那天下午四点，西安机场寒风凛冽，一架飞机腾空而起，机上坐着蒋介石，还有亲自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飞机上天的那一刻，杨虎城站在地面发愣，周恩来追到机场已经晚了，只能跺脚叹气。在场的人都隐隐觉得，这一走要出大事。
张学良这一去，果然再也没能回来。可当时谁都拦不住他，他铁了心要送。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他到底为什么非得亲自送？
要说清楚这事，得先明白张学良这个人。他骨子里是个旧式军人，讲忠义，重然诺，做事讲究“光明磊落”。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扣了十三天，逼着人家答应了抗日条件，现在人家签字画押了，怎么放？按张学良的想法，得大大方方送回去，给足面子，这样才能继续共事，蒋介石以后也不好反悔。
他当时跟部下解释过这个理儿。他说：“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还要拥护他做领袖。我亲自送他，就是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做人情要做到家，合作要合作得彻底。”
这话听着有点江湖义气，但在张学良这儿，这叫“军人本色”。他对应德田还说过一句话：“我们有本事请神，就有本事送神。只要对国家有利，牺牲我张学良，甚至东北军，都在所不惜。”
除了面子，还有里子。张学良当时是真怕夜长梦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里头，有人对放蒋这事意见很大。12月24日晚上，一群少壮派军官联名给宋子文写信，说放蒋可以，但得有人签字画押，中央军得先撤出潼关。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要是条件不落实，我们誓死反对。张学良听说这事，头皮发麻。他怕什么？怕底下人头脑发热，真把蒋介石给撕了。那局面就彻底崩了，内战再起，日本人笑死。
所以他第二天一早就去找杨虎城，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当天下午就把蒋介石送上了飞机。
还有一个原因，是西安扣着南京十几位大员，陈诚、卫立煌都在手里。张学良心想，有这些人质在，蒋介石敢拿我怎么样？他对应德田说过：“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这话听着有理，可惜他算漏了一件事——刚到洛阳，蒋介石就让他发电报放人。杨虎城那边顶不住压力，真放了。筹码瞬间归零。
更让张学良憋屈的，是苏联那头的态度。西安事变第二天，苏联报纸就骂他“以抗日为名投机”，甚至暗示他是日本人指使的。张学良本来想联苏抗日，这下跳进黄河洗不清。他天真地以为，亲自送蒋回去，能证明自己没私心，堵住悠悠之口。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张学良觉得自己必须走这一趟。
可飞机一落地南京，画风就全变了。
12月26日，蒋介石的飞机降落在南京，机场上锣鼓喧天，要员列队迎接。热闹散去，张学良被安排住进鸡鸣寺宋子文公馆。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落脚点，几天后就能回西安。可第二天，蒋介石就让陈布雷给他递话：你得写个“请罪书”，走个过场。
张学良写了。信上说：“学良任性妄为，率部劫持统帅，负罪深重，兹待罪来京，伏候钧裁。”他以为这是走程序，写完就没事了。
12月31日上午，传票送到。张学良穿上将校呢军服，佩一级上将领章，腰间挂佩剑，脚蹬乌亮马靴，在宋子文陪同下走进法庭。按规矩，他摘下领章、佩剑，站在被告席上。审判长李烈钧让他坐下，他不坐，就那么站着。
李烈钧问：“你知道犯的什么罪吗？”
张学良答：“我不知道。”
李烈钧翻开陆军刑法，指着“胁迫统帅”的条款给他看。张学良看了一眼，反问李烈钧：“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声讨袁世凯，有没有这回事？”
李烈钧一愣：“有。”
张学良接着问：“讨袁是为了反对他专横独裁吧？”
李烈钧点头。
张学良说：“我在西安做的事，就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这话把李烈钧噎住了。他当年跟着孙中山讨伐袁世凯，是“革命”；张学良现在扣蒋介石，就成了“叛变”？道理上确实讲不通。李烈钧只能板着脸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怎能跟袁世凯比？”
旁边两位审判官见气氛僵住，赶紧提议休庭。几分钟后重新开庭，李烈钧换了问法：“你到底有没有颠覆政府的意图？”
张学良也不藏着：“有改组政府的意图，但根本目的是团结抗日。委员长的日记我也看了，他本人不是不想抗日，是被周围人包围了。现在他答应了条件，我就随他来京请罪，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李烈钧又问：“你把中央和地方大员都扣了，这不是叛变？”
张学良一听这话，反倒来了精神：“审判长，您不提这班大员我倒罢了。这些人平时穷奢极欲，国家糟到今天这地步，他们有责任。比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被扣期间还有心思调戏人家姨太太，这种人值得敬佩吗？”
李烈钧赶紧打断：“此事与本案无关！”
张学良不依不饶：“这怎么无关？凡事有根有叶，根烂了，枝叶还能好？”
庭审总共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当天下午，判决书下来：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消息一出，宋子文赶紧安慰张学良：“这是走手续，过几天就能回去。”他忘了，蒋介石从来没这么好说话。
果然，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张学良准予特赦，十年徒刑免了，但“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八个字才是真正的判决。所谓“严加管束”，就是换个名目的终身监禁。
李烈钧后来跟人说起这事，直摇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主角。张学良反对独裁求抗日，何罪之有？蒋介石以怨报德，表面特赦，实则终身监禁。”
张学良在南京等着“几天后回西安”时，等来的是一纸命令：即日离开南京，移往奉化溪口。从此，他的活动范围从将军府邸变成了雪窦山的寺庙，从几十万大军的统帅变成了一个只能读书看报的“客人”。
很多年后，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我还是会这么做。我是军人，做的事我负责。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也不在乎。
这话听着倔，但仔细想，他当年送蒋的理由，说到底就一个：信义二字。他以为信义能换来信义，结果换来的是漫长的幽居。可换个角度想，正因为有他这一送，西安事变才画上了一个不完美但确定的句号。抗日统一战线保住了，内战暂时停下了，那些答应的事，后来也确实做了。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不讲理，好人得替坏人背锅，守信用的得替不守信用的买单。但张学良用自己的后半生证明了一件事：有些人的信用，是拿命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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