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连任日本首相后第一次在国会上谈施政，整场发言一开始就把气氛拉得很紧。她一口气点了中、俄、朝三个方向，说日本正面对二战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话说到这个程度，外界自然会判断中日关系恐怕还要继续往下走。
她提到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军事活动，把它纳入日本安全挑战的范围；又谈到俄乌冲突持续发酵；还指出朝鲜不断推进核导能力建设。
更进一步，她提到朝鲜出兵支持俄罗斯，担心因此可能获得俄罗斯的核导技术转移，结果就是日本周边安全环境被进一步推向不稳定。按照这样的逻辑延伸，中日关系似乎很难留下回旋余地。
不过，同一场演说里，她又给出另一种表达，说日本希望推进中日“战略互惠”。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难免显得别扭。一边强调安全威胁，一边提合作愿望。
表面看像是摇摆，但如果把她所处的现实条件逐一摆出来，就能理解这并非随意拼接，而是在不同压力下作出的组合。
首先绕不开的，是经济层面的现实。日本这些年的经济运行状态谈不上轻松，长期结构性问题始终存在，政策调节空间并不宽裕。
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环境的任何剧烈波动都会被迅速放大，因此决策者很难忽视对外依存度带来的现实牵制。
日本的半导体、电子产业以及重稀土供应等关键领域，也在生产链条上与中国产业形成高度嵌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出口和进口，而是相互嵌入的生产体系。
一旦合作出现明显阻滞，影响会迅速外溢，不仅是企业营收承压，还可能出现关键原材料供应受限、产能释放受阻、库存积压等问题，接着传导到就业和社会层面。
而且，中国已经连续15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超过3200亿美元，这种规模本身就意味着深度绑定。
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和产出占比都不低，日本汽车在华销售量占其全球销量的30%以上，很多企业的利润结构与中国市场紧密相连。
考虑到日本已经面临老龄化和债务高企等长期压力，这类冲击带来的连锁效应会被放大。正因如此，在强调安全风险的同时，她仍然提到“战略互惠”，更像是在为经济运行预留调节空间，避免关系在短时间内被推向无法挽回的状态。
仅有经济约束，还不足以解释她为何在安全议题上如此集中发力。更直接的动力来自国内政治。
高市早苗此次胜选，背后有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支持。面对接近70%的支持率，她需要维持并巩固这种政治基础。安全议题恰好是最容易动员支持者的领域。
这些议题长期存在于右翼政治议程之中，高市如果能够在任内持续推进，就更容易获得稳定的支持。
日本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并未缓解。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公共债务规模超过GDP的250%，日元贬值、青年失业率上升等问题叠加，使得结构性难题愈发明显。
短期内无法迅速解决的经济困境，会不断转化为对执政者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把公众视线更多引向外部风险，本身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内部压力。
因此，她在安全层面反复强调“战后最严峻”，并把中俄朝三个方向集中呈现，其政治功能也就更加清晰。
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同样在发生变化。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日本形成了安全依赖美国、经济依赖中国的运行模式。
这种状态之所以能维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并未坚决反对中日接触，甚至寄望于通过经济合作影响中国的发展，因此不会把中日经济联系视为必须切断的风险。
如今情况不同，美国政策越来越强调将经济问题纳入安全框架。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美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受害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也反复提到盟友应从安全角度思考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本身就被赋予安全含义。
若日本希望在美国对外战略中提升位置，就会被要求减少对华依赖，加强与美国的经济绑定。至于美国能否在规模和结构上替代中国，这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从政策方向看，中日经济联系被持续弱化是明确目标。在这种外部压力下，日本原有的回旋空间明显收窄。
在这一背景中，她对安全威胁的描绘便具有更强的工具属性。她将挑战分成几块内容，一是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活动。二是朝鲜核导能力的持续推进，再加上朝鲜出兵支持俄罗斯可能引发的技术转移风险。三是俄乌冲突带来的地区震荡。
通过这样的叙述，日本周边环境被界定为持续恶化。这样既可以在国内为防卫政策调整争取支持，也可以在对外关系中向盟友展示自身承担的压力。
围绕对美关系，她还提到将尽快访问美国，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信号。美国战略重心向西半球转移的同时，又希望在亚洲地区保持对华遏制，但不愿单独承担高成本，因此需要盟友承担更多角色。
高市早苗通过强调安全风险与对华立场，试图向美国表明日本愿意在相关议题上更加主动，并承担更高成本。虽然这种姿态无法改变日本在整体战略中的从属位置，但能够提升其在特定议题上的重要性，也有助于争取特朗普政府的支持。
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时，与中国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
过去，中国在中日外交关系起伏不定的情况下，仍然默许日本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相信日本社会内部存在改善关系的意愿，并认为美国是阻碍中日进一步密切的主要外部力量。
因此，即便外交气氛并不顺畅，中国仍愿意维持和扩展经济联系。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曾是中国重要的投资来源之一，这种合作持续多年。
如今形势出现转折。高市早苗公开谈及台海问题，被视为触及中国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在这种认知下，日本的对华态度被理解为不仅仅受到美国影响，而是其自身精英结构和社会氛围发生变化。
如果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仍单方面推动经济合作深化，就难以获得对等回应。因此，她提出的“战略互惠”很难得到积极反馈。
也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中，她希望同时实现的多项目标变得更为困难。既希望继续依托中国市场和产业链稳定经济，又在安全叙事上持续将中国置于风险位置，同时还要与美国在对华议题上深化协作，并借此推进日本向“正常国家”方向迈进。
这种多重诉求在以往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尚可勉强平衡，但在当前中美博弈强化、美国要求盟友降低对华依赖、中国对日战略容忍度下降的背景下，空间正在缩小。
于是那场演说中看似矛盾的两种表态，更像是在多重压力下的折衷表达。
国内需要强硬姿态，美国期待更积极的配合，而经济现实又要求保留合作可能性，只是这种平衡能否维持，并不完全取决于日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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