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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先行，教育追赶。

文 | 华商韬略杨彼得

2026年1月14日，杭州。

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钱塘大学筹建。

消息传出，引发广泛关注，乃至讨论。因为，钱塘大学的筹建资金高达400亿元，而出资者是农夫山泉创始人、已多年位居中国首富的——

钟睒睒。

【01 “疯狂”捐赠】

早在一年前，钟睒睒就透露过他的办学计划。

那是2025年1月22日，农夫山泉母公司养生堂集团的年会上，钟睒睒说，他要依托养生堂集团，在未来十年捐赠400亿元，筹建创办一所“中国没有的大学”。

这，就是钱塘大学。

他当时的原话是：“当我们经济水平提升到有能力来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时候，我们养生堂人不能缺席，我们这个大学一定是新颖的，按照中国没有的大学建设。”

一年过去，这所大学到底新在哪里，也陆续有了答案。

它将是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其重点新在：放弃传统大学追求的规模扩张，转而完全聚焦于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并更强调底层技术的产业转化。

钟睒睒希望，在“数字经济”最茂盛的地方，深挖一口通向未来的井。

400亿的捐赠刷新了中国企业家捐资办学的纪录，但钟睒睒却只是后来居上。

在他之前，中国企业家就已掀起了一波捐资建设特色大学的小热潮，而且也都更加强调教学与产业和国家需求的深度耦合。

比如同样扎根杭州的西湖大学，缘起是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等七位知名科学家联合发起的一项倡议——打造一所“小而精、高起点、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

这项倡议不仅获得了国家支持，更是得到了万达王健林、腾讯马化腾、牧原秦英林等企业家的带头响应，真金白银地砸钱助学。

这些身经百战的商界大佬深知，西湖大学的价值不在于追逐技术的“即时变现”，而是在校长施一公的带领下，通过深耕科学无人区，为产业发展提供源头创新能力。

“玻璃大王”曹德旺之所以掏出百亿巨资，全程督建福耀科技大学，背后是他对中国制造业高端人才断层的深刻忧虑。

这种忧虑源于福耀集团在全球化版图扩张中的一次次“文化碰撞”。当曹德旺亲眼目睹德国那些“小而美”的工厂，能凭借一群高素质、动手能力极强的技术人才，生产出领跑全球的高质量产品时，他越发认识到，“中国制造业缺乏的是人才，而不是资本”。

所以他才反复说，要通过办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把国际上好的东西学回来推广”。

至于中国“芯片首富”、韦尔股份创始人虞仁荣，捐资300亿筹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则更生动地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产业领航者，对国家战略安全与基础研究短板的焦虑与担当。

在虞仁荣的视角中，芯片行业的竞争早已超越了产能的博弈，进入了“源头创新”的生死时速。他深刻感受到，尽管中国半导体产业规模庞大，但基础研究薄弱、顶尖领军人才匮乏，始终是悬在产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倾力打造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不是一间普通的民办学校，而是要瞄准解决“卡脖子”的源头问题，立志在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这些领域正面突击，培养出真正能在这个大时代顶得上的顶尖人才。

从基础研究，到制造业、芯片、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共同指向了破解中国产业困境的终极答案。钟睒睒、曹德旺、虞仁荣、王健林、马化腾等企业家之所以有信心躬身入局，是因为他们深知，金钱可以换来产能的扩张，却买不来一代又一代高端人才的持续输入。

当这些身处产业一线的“实干家”将自己的认知、精力与财富投入大学时，这种由产业痛点驱动的精准办学，正推动中国教育与产业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02 持续进化】

中国企业家参与办大学，并非新鲜事。

过去四十多年间，随着企业家财富的持续积累，以及国家教育与产业战略的不断调整，企业家介入高等教育的方式，也在悄然进化。

最早期的形式，是“公益回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企业家李嘉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捐钱建设汕头大学。

截至2023年，李嘉诚累计捐赠额达120亿港元。这些捐赠不仅改善了学校的基础设施，还引入国际先进的教育资源，助力汕头大学快速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的标杆。

此外，遍布全国的“逸夫楼”、田家炳学校，也是香港已故企业家邵逸夫、田家炳回馈教育的生动缩影。

他们捐赠的核心逻辑一致：让师生拥有更好的教学环境，但并不介入学校的治理和学科规划。

此后，新一代企业家崛起，捐赠重心也从“泛化回馈”转向了“精准反哺”。他们深知，在科技主导竞争的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不是大楼，而是大脑。

他们以捐资母校为主，设立专项基金或特色班级，聚焦支持各类人才的选拔培养。

这些捐赠包括但不限于：

马云2015年向杭州师范大学捐赠1亿元设立马云教育基金；段永平累计向浙江大学捐赠15亿元；刘强东及京东集团在2017年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亿元，设立京东基金；高瓴资本张磊也在2017年捐助中国人民大学3亿元，设立“中国人民大学高瓴高礼教育发展基金”……

还有小米创始人雷军，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持续向武汉大学捐赠。2023年，他更是一次性捐出13亿元，刷新了全国高校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纪录。

雷军不仅帮助母校建设科研大楼、设立高额奖学金，更是联合学校设立“雷军班”，帮助武大培养与留住顶尖人才，也为AI等前沿赛道输送新鲜血液，实现大学与产业的“双向赋能”。

除了对母校的深情反哺，越来越多企业家的捐赠目光开始投向其他高校。

2021年4月，清华大学举行110周年校庆之际，雷军率领小米高管亲赴清华，见证小米人工智能创新研究基金的设立。该基金主要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医疗健康等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对于雷军而言，这已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捐资，而是通过资源互补，为中国前沿科技的探索提供直接助力。

同样是在2021年4月，泰康保险创始人陈东升到访南开大学，出席泰康集团向学校捐赠3000万元的仪式。这笔资金被专项用于金融学科的发展以及保险精算人才的培养，力求在金融这一国民经济命脉领域，为中国培养出更多能够抵御风险、洞察未来的精英。

2025年11月，段永平向其母亲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捐赠2.2亿元人民币，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校教学设施的改善与学科建设。这不仅是一份跨越代际的孝心，更是一种对基础教育底座的战略性投资。

这些捐赠有的紧贴国家战略需求，有的夯实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已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诸多企业家中，也有人不满足于“捐钱助力”，而是主动成为学校的“举办人”，最典型的便是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以及吉利董事长李书福。

陈一丹于2009年起陆续捐资20余亿元，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的主要投资人。此后他全程主导学院发展，推动其在2015年成功转设为独立民办本科高校，并正式更名为武汉学院，逐步将其打造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院校。

李书福创办吉利学院的初心，则源于汽车产业的人才短缺痛点与公益情怀。

早在1999年，面对汽车人才极度匮乏的现实，李书福便顺应政策，开始筹办北京吉利大学。从最初的专科层次起步，直到2014年，学校正式升格为独立本科院校。

2020年，为了配合产业布局，北京吉利大学西迁成都，并正式更名为吉利学院。

除了核心的吉利学院，李书福多年来在教育领域布下了一盘大棋，他还创办了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三亚理工职业学院、湘潭理工学院、三亚学院以及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院校。

这些学校的专业设置精准对接吉利的产业布局与汽车行业的人才需求，构建起了一个从基础技能型中高职、应用型本科到高端研究生培养的完整链条，打造出汽车产业人才的“一站式培养体系”。这也让李书福成为中国企业家产业办学、产教融合的旗帜性样本。

陈一丹和李书福作为学校的举办人，全程主导旗下学校治理、学科规划与师资建设，并多次公开重申“办学不求回报”，明确学校为非盈利性质。

而他们深度介入办学本身，则是要贯彻自己的理念，探索教育多元化的不同样本。

如今，钟睒睒们捐钱办大学，则又进阶到更高层级——起步就百亿级捐赠，直接办新型研究型大学。

大学的“创始资本”几乎由企业家一己之力托底，学校的战略定位、科研方向也与企业家的产业意志深度绑定。

但问题来了，伴随人口出生率下降，中国已经有了大学过剩的忧虑，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钱独立办大学？

【03 产业先行，教育追赶】

钟睒睒、虞仁荣、曹德旺们选择独立办学，并非单纯的“情怀驱动”，或者“有钱无处可花”，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

弥补现有教育体系的不足，更好地解决产业经济的需求痛点。

他们的新大学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直接对接产业与国家战略。

钱塘大学的学科布局涵盖基础科学、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领域，核心目标是培养包括AI底层技术与核心算法人才在内的顶尖创新人才，助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

学校高度重视原创研究与成果转化，不仅大力支持学生开展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还配套建设孵化器、产业转化中心等平台，让实验室成果快速对接产业需求、实现高效落地，真正打通“科研-转化-产业”的闭环。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自筹建以来，便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使命，聚焦中国半导体、信息技术等领域，重点布局数理基础科学、智能制造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前沿专业，旨在为芯片产业输送从底层架构到封装测试的高端研发人才。

福耀科技大学首批设置了材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车辆工程等四个本科专业，四个专业从培养方案到课程大纲，全部由学校与企业联合制定。通过“把课堂搬进车间”的沉浸式培养模式、校企协同育人等举措，着力培养拔尖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有效缓解我国制造业高端工程技术人才“断层”的痛点，为实体经济升级注入新动能。

制造业、芯片、人工智能、康复医疗，看似分散，实则都是指向解决“卡脖子”的源头问题。

这些企业家比任何人都清楚，钱可以解决产能扩张，却解决不了“源头创新”。

钟睒睒凭农夫山泉坐稳饮用水行业龙头，靠万泰生物攻克HPV疫苗等生物医疗难题，一手打造两大上市公司的商业传奇，却深知基础科研薄弱、高端人才短缺是行业发展的最大桎梏。他自身因时代原因留有教育遗憾，但他坚信创新靠人才、人才靠教育，这也是他毅然捐出400亿筹建钱塘大学，聚焦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的核心原因。

虞仁荣深耕半导体领域，一手推动相关产业发展，见证了我国芯片产业因核心技术和专业人才“卡脖子”的困境。他明白，再多资金投入生产线，也买不来底层技术和顶尖研发人才，唯有自建高校、深耕相关学科，才能从根源上破解难题，这便是他筹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初心，也是他多年来对产业与教育深度绑定的思考。

曹德旺更是将一块汽车玻璃做到全球顶尖，带领福耀集团成为全球汽车玻璃行业的标杆，他深耕制造业数十年，清楚我国制造业高端工程技术人才“断层”的痛点，认为“企业家一定要为国家、为社会负责，而不仅仅是赚钱”。他创办福耀科技大学、推行“车间即教室”的模式，正是他希望通过教育培育实干型创新人才，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的实践，也是他对“办教育、育人才、兴产业”的深刻践行。

也正因如此，中国既需要浙大、武大这样的传统名校，延续上百年沉淀下来的学术体系与人文底蕴。

同时也需要如钱塘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一批以产研融合为唯一导向、以效率和结果为核心评价标准的“特种兵大学”，去主动打破学科边界与制度惯性。

至于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其他新型研究型大学，虽然背后同样有企业家的身影，但其本质更接近于“国家战略+科学家意志”的结合体。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科学无人区，而非直接回应产业端的即时需求。

放眼全球，一所伟大的大学的诞生，往往脱离不了时代的选择。

19世纪，德国制造曾是“廉价劣质”的代名词。为摆脱低端定位、实现工业升级，以柏林工业大学、卡尔斯鲁厄综合理工学校等为核心的德国高等工业学校（TH）体系成为关键支撑。

这些院校构建了高校与产业的早期双向联动机制，将实验室研发与工厂技术需求紧密对接，深耕精密制造、化学工业、钢铁、电气等核心领域，为德国制造业从“模仿劣质”向“高品质制造”转型提供了核心技术与人才保障。

这种“产业倒逼教育、教育赋能产业”的硬核逻辑，最终推动德国制造实现品质逆袭，锻造出风靡全球的金字招牌。

在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崛起，起源虽是老斯坦福为了纪念早逝的儿子，也承载着推动彼时加州发展的初心，但其崛起的内核，是一场突破传统的教育实验。

它不仅允许教授、学生兼职参与企业研发，更在20世纪50年代划出土地创办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由大学直接拥有并运营的高科技园区，真正实现产学研深度捆绑，反哺并最终催生出硅谷。

如今，钟睒睒、曹德旺、虞仁荣们，某种程度也是借鉴了美国斯坦福的道路和经验，筑梦中国的斯坦福。

企业家，往往能更前瞻与深刻体察到产业经济对人才的真实需求，进而倒推出更能满足需求的人才培养路径。

当钟睒睒、曹德旺、虞仁荣们，以产业经济为锚点，未来需求为坐标，躬身入局，为产业升级提供“源动力”，中国创新也必将得到更多元的支撑乃至引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