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大胜之后，第二届高市早苗内阁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本月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方针演说，表示将基于“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官民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政演讲中，高市将约一半的时间用于说明经济与财政政策，她指出：“压倒性不足的是国内投资。必须进行彻底的扶持。”演说中24次使用了“投资”一词，主张官民协力进行积极投资的必要性。
高市掌权后的主打政策是对半导体、人工智能（AI）、造船等17个战略领域进行“成长与危机管理投资”。其背景在于一种危机感，即如果国家吝于产业投资，经济增长将停滞。同时，她试图将基础财政收支（PB）盈余的目标从单年度调整为多年期目标。然而，若跨多年实施成长投资，税收增长难以预料。此外，为实现执政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承诺的食品消费税零税率，每年约需5万亿日元的财源，目前尚无定论。
高市政权的经济政策长期伴随着因财政扩张导致需求过剩引发的通胀担忧。长期利率持续上升，目前已超过2%。日元贬值也在加剧，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水平。
“高市的经济政策并不能真正改善日本普通民众的处境。”美国资深财经评论员、日本经济研究专家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对于提振经济，高市政权尚无真正的解决方案，她想把钱投向一些特定产业，其中有些是合理的，但有些则非常荒谬。
卡茨在其最新著作《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中犀利地指出，二战后，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缔造了日本经济奇迹，然而面对数字化浪潮，模式僵化和创新乏力日益凸显。政策、文化与资本都将影响新兴创业企业与传统企业巨头的竞争，重塑日本经济结构。
“日本正处在一个非常漫长的‘过渡期’”。旧体制在商业层面已经开始崩塌，但在政治层面依然牢牢掌权。”理查德·卡茨说道。
高市经济政策难解经济困局
澎湃新闻：自民党在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高市早苗在施政演说中表示，将继续推进所谓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战略性的财政支出打造强劲的经济。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卡茨：在过去20年时间里，日本选民更多是根据政党而不是地方议员来投票。像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他们的个性对选举结果影响巨大。虽然安倍很受欢迎，但人们对“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惠及普通人，只惠及了股市和企业利润，而实际工资一直在停滞甚至下降。人们当时投票，更多是出于一种“希望”。
日本社会经常在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之间摇摆，这次选举也是如此。很多人希望高市早苗能改变现状。而我个人认为，高市的经济政策并不能真正改善日本普通民众的处境。
比如消费税问题，自民党和财务省原本都反对削减消费税，但这正是当年自民党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市曾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时反对消费税上调，一方面是因为她的部分支持者是财政鹰派，但现在她却转而支持，说明她在很多问题上是高度民粹主义的。
澎湃新闻：高市早苗2月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关于以食品为对象的两年期消费税减税方案将加速讨论，希望尽早提交税制改革相关法案。如果食品消费税降至0，每年将造成约5万亿日元的税收缺口，引发了担忧和批评声。你怎么看这个提议？
卡茨：最初是在野党提出削减消费税，自民党原本是反对的，但后来意识到，如果不调整立场就赢不了选举，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向在野党靠拢。
我认为，削减消费税本身是一个好主意。在一个实际工资长期停滞的国家，真正的解决方案当然是让工资上涨。但现实是，日本的名义薪资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通胀，换句话说，实际工资还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削减消费税有助于刺激消费，这是积极的。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减税”，而在于如何为减税买单。过去25年，日本对居民不断加税，尤其是消费税，同时却不断削减企业税。结果是，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而这些企业却没有在日本国内进行相应投资，只是不断囤积现金。这就像把农田长期荒废一样。
我支持削减消费税，但前提是必须配套财政来源。解决办法很简单：回调部分企业税减免。这会带来大量财政收入，而且不会抑制投资，因为这些企业本来就没有把钱拿去投资。
高市其实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去推动企业税回调，因为目前在野党非常弱，她在党内也几乎没有制衡力量。财务省反对削减消费税，但她为了赢得选举仍然推动了这一政策，这足以说明她的权势之大。
问题在于当拥有这种权力时，打算用它来做什么，是改善民生，还是用于修宪等其他政治目标。安倍当年口头上谈“结构性改革”，但基本都是宣传，没有实质行动。高市实际上也是一样，她太保守了。
澎湃新闻：从岸田文雄到石破茂再到高市早苗，近年来几乎每一任日本首相都承诺国民“涨工资”，高市早苗表态“决心确保尽可能多的民众能享受到超过物价涨幅的加薪”。事实上，厚生劳动省今年2月发布的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人均实际工资比上年减少1.3%，已连续4年下降。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实际工资持续下跌趋势还将持续多久？
卡茨：日本政府为了提升实际工资，已经在使用多个政策工具，但力度远远不够。首先是提高最低工资。这一政策最早是在2010年前后民主党执政时期启动的，安倍后来延续了这一政策，超过2000万名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得到了显著改善，大约占全部劳动者的三分之一。
但中位数劳动者的工资几乎没有变化，中产阶层停滞不前，而高收入群体也并未显著受益。日本的情况与美国不同——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是底层有所改善，中间层停滞。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明确说要将全国最低时薪提高到1500日元，这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而高市早苗却说，工资应该由企业自己决定，政府不该干预。高市的观点本质上是拒绝改革。事实上，最低工资就是由政府提出指导的。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非正式就业。大约40%的日本劳动者是非正式员工，没有终身雇佣、奖金和福利，时薪比正式员工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其中很多是女性。
日本法律明确规定“同工同酬”，不能因性别或雇佣形式而歧视。但问题在于，法律几乎没有被执行。厚生劳动省并不主动调查企业是否违反规定，法院也很少介入，因为政府没有执法。如果你被歧视，你必须自己出钱请律师，而大多数人负担不起。
这些都是日本政府完全可以采取的措施，但他们不愿意做，因为会触及其政治支持者和捐助者的利益。
澎湃新闻：为刺激经济增长，高市早苗2025年上任后宣布成立日本成长战略会议，决定投资17个关键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晶片和造船等。你如何看待这种投资对提振经济的效果和前景？
卡茨：对于提振经济，高市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她想把钱投向一些特定产业，其中有些是合理的，但有些则非常荒谬。
比如投资新一代太阳能技术（如钙钛矿）。这种技术距离商业化还有15到20年，私人银行不会投资，这时候政府介入是合理的。但高市却同时提出，可以削减对现有光伏产业的补贴，因为未来可能会有新技术，这完全是幻想。
再以2022年成立的日本半导体公司Rapidus为例，它由软银、索尼、丰田等八家大企业共同投资建立，石破政府此前决定在2030年前为之投入10万亿日元，想要在2027年开始生产2纳米芯片。高市政权也支持Rapidus，希望以此实现日本半导体大复兴。但我认为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三星和台积电已经在最前线跑了太远，它们不仅拥有技术积累，更拥有庞大的生态系统和客户群。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不断的财政亏损来人为地扶持一个所谓的“本土领军企业”，结果只会不断亏损，对GDP增长毫无帮助。
真正应该提高生产率的，是那些普通产业，比如食品加工、建筑业等，日本在这些领域的生产率远低于国际基准。
日本现在的问题不是缺一个芯片厂，而是整体私营部门的生产力不行。如果刺激计划只是用来给特定的、已经落后的行业撑腰，而不是用来催化那些能带来“破坏性创新”的新公司，那么这笔钱最终只会变成另一笔沉重的公共债务。日本应该做的是支持新技术在全行业的应用，而不是政府自己下场玩风险投资。
澎湃新闻：你对日本经济未来走向的判断是什么？
卡茨：日本经济有两个核心病灶：第一是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第二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极低。
首先从实际工资来看，在健康的经济体中，工资应随生产力增长而增长。但在日本，实际工资已经35年没涨了。现在的工资水平甚至不如1990年。因为工资不涨，消费就停滞。政府为了撑住经济，只能依靠赤字预算和压低日元汇率来刺激出口。但这产生了负面效果，日元贬值让进口的食品和能源变贵。日本人的食品支出占比很高，这导致了通胀。当通胀率高于名义工资涨幅时，实际工资就会下降，日本民众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实际工资不能持续上涨，日本将陷入一种“永久性衰退”。
第二个问题是，即便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极低，有估算指出还不到0.5%，即便按人均计算也很低。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最终只能消费它所生产的东西。如果想提高生活水平，每人就必须生产得更多。在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单位工时GDP的增长尤为重要，但现实恰恰相反，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正在放缓。
日本正处在一个非常漫长的“过渡期”。旧体制在商业层面已经开始崩塌，但在政治层面依然牢牢掌权；新体制在社会和技术层面已经出现，但规模仍然太小，无法推动整体转型。
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曾经是一个高度创业、敢于冒险、极具活力的国家。如果它当年能做到，今天也完全有可能再做到一次。但前提是，政府必须采取真正促进动态竞争的政策，而不是维持现状。
日本在30年来，第一次同时具备了社会变化和技术变革这两个条件，这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这次众议院选举结果，客观上是一次挫折。日本经济是否会复苏，也许会，但我无法给出时间表。
执着于“制造至上”，马车上装喷气发动机
澎湃新闻：您在《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日本企业在新技术和数字化转型上的投资不少，但回报率低，导致生产率低下。日本政府是否应该继续通过补贴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还是应该停止补贴，让资源流向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企业？
卡茨：日本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在数字技术上，但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日企从数字化中获得的收益却是垫底的。从我长期的观察和调查来看，真正的障碍不是技术，而是日本企业的组织文化。在日本的传统企业中，决策是非常缓慢的，而且高度依赖资历。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场组织革命，它要求扁平化管理、快速决策和跨部门协作。但日本公司习惯了“内部提拔制”，许多企业高管是60多岁机械工程师出身，他们买了很多昂贵的软件，但并不懂得如何高效运用，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运作方式完全没变。
这就像是在马车上安装了一个喷气发动机，它本质上还是一辆马车，而且因为发动机太重，马车可能跑得更慢了。
日本人沉溺于“制造至上”（Monozukuri）的迷思，非常崇尚硬件制造，认为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才有最高价值，这种精神让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无敌，但在今天的数字经济中，价值已经从硬件转移到了软件和服务。日本人根深蒂固地认为软件只是硬件的“附属品”，这种思维导致该国在智能手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溃败，他们试图用制造马车的逻辑去制造特斯拉，这当然行不通。
日本政府的政策几乎全部围绕大企业展开，目标是确保这些“僵尸企业”不倒闭，以维持低失业率。但对于真正健康、有潜力的中小企业，政策层面说得多、做得少。
澎湃新闻：日本在数字化转型上的迟缓或许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是，高市早苗去年11月曾在凌晨3点召集幕僚开会，引发争议。之后她在解释时表示，是家中的传真机出了故障才决定前往首相官邸开会，而传真在日本仍是主要沟通方式之一。你认为日本在数字化转型上的突破口，或者说解决方案是什么？
卡茨：日本的数字化政策目标设定得非常狭窄。此前政府成立了数字厅，主要做的是政府内部的事务，比如不用传真机、停止使用软盘。但它没有任何授权去解决真正关键的问题：如何让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学会并有效使用数字技术，从而提高生产率。
欧洲在这方面做得比日本好得多。欧洲政府会花很多钱请数字化顾问，帮助中小企业搭建系统、培训员工、解释数字技术如何改善经营。日本也有类似项目，但规模非常小。
另一个问题是，日本严重缺乏软件工程师。日本学生在数学和理科测试中成绩很高，但在数字技能方面却排名靠后。原因在于日本大企业习惯了“内部培训”，他们不想要大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而是想要一张“白纸”，然后用公司自己的方式去涂抹。结果是，大学入学考试不考数字技能，高中也不教。现在日企发现自己落后了，想去全球市场上抢人，但给出的薪水根本吸引不到硅谷、上海、新加坡的顶尖人才。
真正有助于提高国家生产率的产业政策，应该聚焦两点：第一，帮助新技术和新产业成长，直到市场可以独立运作；第二，系统性提升劳动力和管理层的技能水平。
澎湃新闻：近期我们看到日产正在经历大规模裁员和经营困境，电通也因海外资产减值而面临压力。这是否意味着日本企业“旧体制”终于开始瓦解？还是说这只是政府行动过慢的结果？
卡茨：我认为两者同时发生。旧体制确实正在瓦解，但它并不会真正消失，除非有一个新体制能够取而代之。否则，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旧体制不再高效，但仍然掌权，而新体制尚不足以接管。
以日产为例，我并不认为日产能独立生存下去。他们曾试图与本田进行某种形式的合并，但谈判破裂，本田认为日产的负担太重，风险过高。当然，也有人会说丰田仍然在赚钱，这代表并不一定要改革。但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想法是危险的。IBM、通用汽车都曾在利润高峰期迅速衰落。通用后来勉强完成了转型，但市场份额仍在下降。
澎湃新闻：在日企目前发展阶段中是否看到任何积极信号？
卡茨：是的，而且这些信号非常重要。首先是代际变化。过去，新企业在日本很难招人，因为终身雇佣制度锁死了人才流动。但现在，年轻一代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有技能的年轻人愿意跳槽，新企业可以一次性招募成千上万名高技能员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第二个积极因素是技术变革，数字化正在重塑产业结构。传统日本企业过去高度垂直整合，几乎所有事情都在内部完成。但在数字时代，创新是由大量企业协作完成的，是“开放式创新”的网络结构。
以丰田为例，它已经意识到自己内部缺乏数字能力，于是开始大量依赖外部的新兴数字企业作为一级供应商。这说明大企业一方面需要新兴公司，另一方面又害怕它们做大到威胁自身地位，处在一种矛盾状态。
澎湃新闻：日本涌现出的新兴创业企业是否有能力撼动整体产业结构？
卡茨：目前能力还不够。技术变革确实在削弱旧体制，但最大的障碍在金融体系。日本的风险投资体系非常薄弱。大约80%的风险投资来自传统企业的投资部门，而不是独立的专业投资人。银行也更愿意把钱借给经营了50年的中等企业，而不是成立10年的创新企业。贷款高度依赖抵押物和个人担保，如果企业失败，创业者几乎要失去一切。这种制度极大抑制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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