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4.4-1996.3.3 ）
“在您看来，玛格丽特·杜拉斯，普鲁斯特的优点在哪里？”1963年，法国一次普鲁斯特纪念活动上，记者把她的名字镶嵌在对她的提问中——通常人们似乎不这么做——仿佛对这个名字怀有强烈期待，仿佛这个名字变成了某种图腾。
《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三十年间在媒体发表的四十四篇访谈的结集，她谈论文学、电影、戏剧，事实上当她走出虚构，她谈论一切，一切又都指向自己。她二十六七岁才开始写作，她觉得有点迟了，但没有钱没有地位的家庭，也没有他想，除了谋生。九岁之前的童年，她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一直到青春期，都住在穷乡僻壤，一片充分有自主权的白人殖民地。守寡的母亲在学校任职，带着她和小哥哥一起生活，无论是她还是母亲，身边的朋友都是越南人。母亲曾遭受强烈的不公，靠狂热的天性维系着生活。而杜拉斯的生活，也“并不容易……十分艰难”。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丈夫，一个早逝的哥哥，一个因战争死去的孩子，“当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个人的不幸显然会战胜其他一切，但是……应当说我不可能从这种事情中缓过来。”在她讲述自己的生平，或者说用一套更有可读性的语言翻译了自己那些“自我虚构性”的小说时，也撕下了小说被贴上的风格和流派标签。她谈论普鲁斯特教会她精神的引力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作者的良心。这指的是，如果作者将自己的良心与别人传授的虚情假意混为一谈，那么不仅作品不会和谐，作者本人还意识不到。
在随笔《写作》中，她责备书的不自由，作者像警察，出于自我审查而寻求最好的形式，也就是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写得死气沉沉，十分腼腆。她更愿意将错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一本真正的书。否则，书“没有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作为强调文学中音乐性的作家之一，杜拉斯的“沉默”也是她表达方式中非常明显的特征之一。最近一次当我朗读《画展》——收录于包括《写作》在内的同名随笔集——因为费解，读完一段又停下来默读一次，沉默突然变得具体可感了，原先它们只是段落之间行距的空白。这一片片沉默稳稳站住了脚，随着一段段朗读重新开始，我所在的房间渐渐空旷起来，画展的画面出现了，同时我想象到了这样一部声画分离的杜拉斯电影可能的样子。过去，沉默隐身在她的小说尤其是短促絮叨的对话中，打断语意的连贯，使句子生来就像断章，过去我着迷的正是也只是它们的费解，句子的形式产生出一种诱惑，源于字句本身而非它们承载的意义。有趣的是，这恰恰印证了她追求的写作的无知——绝不写一个被清算过、探究过的故事，绝不会带着对自身的负罪感，写满足别人期待的东西。忍受赤裸、枯燥的文字，那里只有基本的黄金规则：拼写，含义。杜拉斯要创造出写作，也要创造出孤独。
法国导演伯努瓦·雅克拍摄的纪录片《写作》
当她在镜头面前，那些书页中另起一段来表示的长时间的沉默，使画面隐入黑暗。法国导演伯努瓦·雅克与杜拉斯在她诺弗勒堡的家中拍摄的纪录短片《写作》，被这些沉默切割，一样变得破碎、模糊。《写作》便是杜拉斯为这个短片写的随笔，相比之下，文字更完整地阐述了她写作的本质。写作和孤独，那孪生的甜味对准了她。
“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从来不扔花。”镜头扫过窗边长桌上一排玻璃花瓶，没有一朵是开着的。夏日傍晚屋里不开灯，这样才能看见窗外的黄昏。这所杜拉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电影改编版税买下的别墅，她以为是为了招待朋友，后来才知道是为了自己。在“被书卷走”之前，她花费时间打扫它，照料它，她和她的孩子都喜欢它。这间房子住过杜拉斯小说里的很多女人，这个居所带给她本人的、持续的重大的意义塑造着她们，她们也在不断更新、肯定这个居所的价值。“只有这所房子，”伯努瓦·雅克在摄影机背后问道，“而不是在别的房子里，让你感到孤独吗？”房子看起来很热闹，人来人往，夜晚常有聚会。但散场让杜拉斯更感被遗弃。想象夜晚我一个人的时候，她说，想象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个人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布，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害怕自己，不敢在夜里走到房子的尽头。十年她独自这样生活——主要是写作，没有告诉朋友，没有要求陪伴。“大多数人承受不了我说的这些。”她相信人人都在写作，只是作家没有从这种孤独中逃走，因为它对写作是必须的。她处于巨大的矛盾中，她的孤独也是多义的，形成一个莫比乌斯环：孤独是种思维方式，日常的思考，不妨碍她观察四周，她也不要求安静的环境；她起初在二楼写，后来换去了更大的房间，因为那里让人觉得不那么孤单；她的整座房子都在写作，到处都是文字，墙面的光晕，储藏室里一只苍蝇的死亡，这种感觉让她不安；生命中总会出现的那个时刻，一切都遭到怀疑（除了孩子），怀疑包括孤独、也出自孤独；这里没有主题，没有任何可以写进书里的东西，而就在这里，她指指这间房子，她发现了一种，可以说是激情。“在这所孤独的房子里我还能做什么呢？”她花了三年写完《副领事》，这三年里，她不能和任何人谈起这本书，电影可以，戏剧可以，阅读可以，但书不能，她坚信对这本书的任何入侵都会将这本书全部抹去，真是神奇！丢弃一本正在写的书也是不可能的，内心的感觉像在犯罪。“书就是黑夜。”说出这个句子让她流泪。
纪录片《杜拉斯的处所》
有时朋友怀着好意去看望她，而她没法立刻将他们认出来。并且写作因此变得可以辨识的粗野，这是一种古老的、惧怕一切的粗野。杜拉斯还用“森林的”去形容它。“森林”也是杜拉斯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意象。森林是禁地，男人进森林是为了打猎——监督和惩罚，女人们在森林里游走，因为受长年累月无法想象的孤寂侵扰，而与植物、野兽说话，开始和大自然一起创造一种智慧——米什莱（《写作》里她说自己读了不少男人写的书，重复的就是这个名字 ）认为这就是女巫的来历。总之，森林是属于疯子的，也就是说，除了女巫还有孩子。小时候她和小哥哥在森林里过得十分自在，赤脚走路，小河里游泳，那时森林里还有很多别的孩子。但她的母亲对森林陌生而感到害怕，暴力躲藏其中，森林变得危险，它引起的女人们的恐惧，是最初与森林对话的女人们为自由的声音受的惩罚。杜拉斯和米歇尔·波尔特（她们是好朋友，《写作》里苍蝇的故事提到她，杜拉斯向她宣布苍蝇死于下午三点二十分，波尔特大笑）为1976年的电视节目《杜拉斯的处所》交谈时，语气里没了《写作》里的游离。这两期节目也被整理成书《在欲望之所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访谈录》，而这本书只会让人赞同德博拉·利维的评价：在关于女人的说法上，没有比她更残酷更仁慈。杜拉斯作品中出现的谋杀，有些荒诞毫无动机如小说《副领事》，有些来源于社会事件如戏剧《塞纳-瓦兹的高架桥》，而她向波尔特说，“我见过最接近谋杀的事就是分娩。”——不是对母亲的——孩子在极乐的沉睡中被痛醒，空气进入他们肺泡时唤起的难以名状的痛苦使他们…… “叫喊。”波尔特说。“不只是叫喊，”杜拉斯说，是“某个不愿被杀的人发出的呐喊”，是“被害人的尖叫”。读到这里我也发出了尖叫。我不能平静地读完杜拉斯。
“我以为我已经到了远离杜拉斯的年龄，她的激情，她的绝望，她时时刻刻处在死亡阴影之下的歇斯底里。我不再可以用欣赏的眼光看她酗酒、唠叨和写作，我已经不再关注她的生命，不再可以像十八岁的时候那样深深地为她所震撼。”袁筱一为杜拉斯的新闻性写作集《外面的世界》作的译序让我得到巨大的共振。她说杜拉斯真的是这样读的，不经意间撞到，撞在自己不知哪一根神经上。但她也写道，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工作台铺得很开”，她对外面的世界很感兴趣，但她冲入那个世界仍如她冲向爱，是激烈的，毫无保留的，这反过来也引发我们重新衡量，她的私人写作只是向内吗？
《我想聊聊杜拉斯》电影海报
杜拉斯的许多访谈，内容相互勾连，彼此建立的联系建造起她的欲望居所，孤独的欲望，创造的欲望。记得《我想聊聊杜拉斯》里，饰演杜拉斯最后一位情人扬·安德烈亚的斯万·阿劳德，用他精湛演技重复的那句杜拉斯对他说的话吗——“我要先毁灭你，才能创造你。”必须掌握主动权，也无惧显得专横的杜拉斯，总是被问到为何写作。有时她反问，有必要知道为何写作吗？有时她思索，至今也无法说出写作的原因。但也许她的名字是创造的图腾，而造物中，写作给了她话语的权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