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伐“铁军”司令，手下出了六个开国大将，逝世时国共同哀悼|北伐|司令|开国大将|张发奎|铁军

说起张发奎，他这一辈子，起得早，爬得高，跌得也重，到最后只能窝在香港的公寓里，看着当年的老部下一个个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有人说他是“反共老将”，可他的参谋长是叶剑英，他的主力师师长是叶挺，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都是他的人。

有人说他是“铁军英雄”，可到了抗战后期，他却只能被蒋介石晾在一边，手里没几个兵，说话也没人听。这人这辈子，简直就是一部民国史的缩影——有血性，有本事，可偏偏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步错，步步错。

张发奎是广东始兴的客家人，1896年生人。他小时候挺苦的，十四岁那年因为一桩意外——跟同学去游泳，同学淹死了，他怕被人家赖上，吓得跑到了广州。他到广州后当过学徒，后来考进了广东陆军小学。那会儿的陆小，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他那一期的同学，后来出名的有薛岳、叶挺、黄琪翔、陈芝馨，个个都是日后跺跺脚地面抖三抖的人物。

张发奎这人有个特点，打仗不要命。

1920年粤军跟桂系干仗的时候，他一个人冲进敌阵，愣是抢回来两杆新式步枪，就这一下，从上尉副官直接升了官。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困在永丰舰上，张发奎带着人在翁源跟叛军死磕。陈炯明派人来劝降，派的是他当年陆军小学的校长翁式亮，那情分可深了。可张发奎怎么回的？“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话说得硬气，可也透着他骨子里的那股劲儿——认准了的人，他跟定了。

这一跟，就跟出了麻烦。他认准的人，是汪精卫。

1927年是张发奎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他三十一岁，已经是第四军军长，后来又兼了十一军军长，手下握着七八万人马。北伐路上，他的第四军从广东一路打到武汉，汀泗桥一仗，他跟叶挺配合，打得吴佩孚两万多人溃不成军。那一仗打完，“铁军”的名号就传开了。武汉的粤侨联欢会给他送了一块盾牌，上面刻着“铁军”俩字。那会儿的张发奎，春风得意，眼瞅着就要成为国民党里头最年轻的方面军统帅。

可问题是，汪精卫这个人，关键时刻靠不住。张发奎后来有个比喻，说自己跟汪精卫的关系像夫妻——“一个女人结婚了，生了多个小孩，但她的丈夫是个烟鬼，又不管家。她没法离婚，只能接受事实”。这话听着心酸，可也道出了他的无奈。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贺龙、叶挺带着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这些人，都是张发奎的部下。贺龙是他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军长，叶挺是他十一军的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消息传来的时候，张发奎正坐火车往南昌赶，半道上让起义军给截住了。

据当时的记载，他的卫队被缴了械，他本人也被俘虏了一会儿，后来周士第念着旧情，才把他放了。这事对张发奎的刺激太大了，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生平莫大之耻辱”。

可奇怪的是，张发奎没去追。他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不去跟起义军死磕，而是带着剩下的部队南下广东，想跟李济深抢地盘。这一步棋，现在看来是昏招。如果他当时追上去，哪怕只是做个样子，历史可能都不一样。可他没追。后来有人说，他这是不想跟自己的老部下刀刃相见。也有人说，他当时心里还存着一点儿念想，觉得自己那些共产党朋友，早晚还能回来。

不管怎么说，这一下，他的部队散了。

接着是广州起义，他的参谋长叶剑英，又是共产党。张发奎这回彻底懵了。他不得不调兵镇压，可镇压完了，舆论也把他骂惨了。他只好通电下野，跑去了日本。

从1929年到1935年，张发奎起起落落，反蒋、投桂、再反蒋、再失败，折腾了好几回。中原大战的时候，他跟李宗仁联手，一度打到岳阳，可最后还是被粤军从背后捅了一刀。他的第四军，最惨的时候只剩下两个团。那会儿他才三十四岁，可心已经凉了半截。他后来淡出军界，跑去了德国考察。

1937年抗战爆发，张发奎又披挂上阵了。淞沪会战的时候，他当右翼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浦东跟日本人死磕。他亲自指挥炮兵，炮轰日军司令部和“出云号”旗舰，打得日本人晕头转向。那会儿上海报纸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炮”。

可仗打到后来，就不对劲了。1938年武汉会战，他当第二兵团总司令，负责防守九江以西。部队在姑塘伤亡太大，他下令撤退。这一撤，蒋介石火了，说他“保存实力”，把他调回了武汉。要不是陈诚和何应钦替他说话，他可能就被军法从事了。张发奎后来回忆这事，说陈诚“有肩膀，敢负责”。

1939年，他当上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的防务。可这个战区司令当得窝囊。名义上管着二十万人，实际上能调动的没几个。广西的部队听白崇禧的，广东的部队听余汉谋的，他夹在中间，两头受气。第一次粤北会战，他指挥部队打退了日本人，可他自己后来承认，那根本不是什么“大捷”，“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连打胜仗都轮不到他。

1944年桂柳会战，张发奎的部队全线崩溃，他一路退到百色。半道上还在六寨镇碰上了美军的误炸，差点儿把命丢了。那会儿他四十八岁，打了八年仗，可手里能指挥的部队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他后来说，桂柳会战是“我军人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战，我为它兴奋、忧虑、悲痛和愤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张发奎总算等到了他的高光时刻——在广州接受日本人的投降。那天他站在中山纪念堂前，看着田中久一低头签字，心里应该是五味杂陈的。打了八年，死了多少人，他那些老部下，叶挺被国民党关着，叶剑英在延安，贺龙在打内战，就剩他一个，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

抗战胜利后，张发奎的日子更不好过了。1949年，他当过几天陆军总司令，可那会儿国民党都快完了，这个总司令也就是个虚名。他劝李宗仁以两广为基地反蒋反共，李宗仁不听。他自己也明白，不管是跟蒋还是跟共，他都没位置了。

1949年6月，他带着家人去了香港。那年他五十三岁，往后三十一年，再也没回来过。

在香港的日子，张发奎表面上过得平淡，可心里头不可能平静。1955年，他那些老部下——叶剑英、徐向前、林彪、陈毅、贺龙——一个个成了元帅。据说他听到消息后，沉默了好久，说了句话：“如果当年我没有跟错人，元帅之首必然是我。”

仔细想想，也不是没道理。北伐的时候，他手下那拨人，后来的开国元帅有五个，开国大将有六个。叶挺是他的师长，叶剑英是他的参谋长，贺龙是他手下的军长，徐向前在他总指挥部当过参谋，林彪是他手下的连长。这阵容，搁谁手里都是一手好牌。可他偏偏选了汪精卫。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他选的那条路，也就跟着走到了死胡同。

1971年，他在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讲话，说“大半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会儿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他呼吁海外侨胞支持“反共国策”。可这话说给谁听呢？他自己大概也知道，他那套已经过时了。

台湾那边也给了一道褒扬令，说他是“安内攘外，屡著勋劳”。

两边都给他送行，可他都不真正属于两边。

1992年，他的遗孀刘景容带着他的骨灰回了始兴老家。那年他死十二年了，总算回家了。他的墓在彩岭村，背靠着山，面朝着他小时候跑出去的那条路。

回过头看张发奎这一辈子，我觉得他最可惜的，不是没当上元帅，而是他明明有眼光、有魄力、有担当，可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选错了路。他欣赏共产党人，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能打仗、有理想。可他不敢跟他们走到底。他反对蒋介石，因为他知道蒋介石独裁、猜忌、不讲义气。可他也没本事把蒋介石扳倒。他拥护汪精卫，因为汪精卫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可汪精卫最后当了汉奸。

他就像站在三岔路口，每条路都看了一眼，每条路都走了几步，最后哪条路都没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