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圣淞

中越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3月16日在河内举行，这是继2023年中国与印尼创立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后，中国周边外交的又一制度性突破。从“2+2”到“3+3”，不仅仅是数字的叠加，更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东南亚这片热土上的创新性发展写下生动注脚。它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战略互信达到了又一高度，也向世界展示了对话合作、共谋和平这一时代潮流的强大生命力。

战略对话机制并非中国首创，但中国是将其运用得最成功、赋予内涵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新中国的外交史就是一部通过对话增信释疑、广交朋友的历史。从70余年前万隆会议上强调“求同存异”，到本世纪初与主要大国建立各类战略对话机制，中国始终相信“对话胜于对抗”。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外战略对话从最初的“解释政策、消除疑虑”，逐渐向“规划关系、塑造议程”转变。中美战略对话于2005年开启，中国也与俄、欧、日等主要力量中心建立起定期战略对话框架。这表明：中国的对话外交，始终是开放的、包容的、与时俱进的。它脱胎于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高潮，成型于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复杂挑战，最终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为何是中国与印尼、中国与越南？第一，这是双边关系“水到渠成”的结果。中国与印尼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携手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中国和越南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启动中印尼外长防长“2+2”是打造高水平战略互信的必然要求。中越“3+3”机制的诞生，也正值两国各自迈入发展新阶段——中国“十五五”规划顺利开局，越南开启民族发展新纪元，双方需要更高层次的平台来统筹发展与安全。

第二，这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求。当前地区形势复杂，既有大国博弈的地缘涟漪，也有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印尼作为东盟“领头羊”，需要与中国就地区海上航道安全、防务合作进行更紧密协调。而对于拥有漫长陆地和海上边界的中越而言，增加公安部长层面形成的“3+3”机制性对话，直指防范和抵御“颜色革命”、打击网赌电诈和追逃追赃等紧迫议题，真正实现了双方的全方位协作。

中国“战略对话+”的落地，影响远超双边范畴，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辐射力。一是重塑了区域合作的“安全范式”。传统“2+2”对话多见于军事盟国之间，带有较强的结盟色彩。而中国与印尼、越南的“2+2”和“3+3”，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军事集团，聚焦的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这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深化政治安全合作提供了新范本：即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而非基于外部威胁和阵营对抗。

二是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深化开辟“快车道”。展望未来，这种“战略对话+”的模式具备极强的复制推广潜力。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关系紧密的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根据各自需求，探讨建立类似或定制化的对话平台。甚至可以想象，未来在澜湄合作机制下，引入这种多部门协同的安全治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区域合作的制度化水平。

三是有力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越“3+3”会议的主题——“统筹发展与安全、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深刻揭示了中越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两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通过如此紧密的机制协调内外政策，这是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要之举，也向世界昭示了人类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

‍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新冷战”，而是“新对话”。中国“战略对话+”的机制创新证明，不同文化背景国家之间完全可以找到最大公约数。中国领导人与东南亚伙伴们亲手播下的对话种子，正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这不仅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命力所在，更是亚洲地区长治久安的希望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2+2”和“3+3”机制的深入运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坚韧、更具前瞻性的新阶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来自亚洲的确定性和正能量。（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