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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雅安市融媒体中心
3月27日，雅安。一辆闽A牌照的车驶出成雅高速雅安西康大桥出口。车还没完全停稳，59岁的刘兴红推开车门，快步走向被人群拥着的90岁母亲钟大炳——“妈”，一声呼喊。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泪眼婆娑。
钟大炳看了女儿一眼，“你咋成这个样子了。”
刘兴红没有说话，把母亲的手握紧了一些。
从20岁到59岁，她用了39年，走完从福州到雅安的两千公里。
从51岁到90岁，她用了39年，等来那声“妈”。
相 拥
3月27日9点30分，雨城区成雅高速西康大桥收费站下站口。十三辆车打着双闪，靠边停成一排。这是刘家走失39年的老三刘兴红的亲戚、朋友、同学——认识她的人，能来的都来了。
刘贞贞从后备厢里拿出几卷红色横幅，众人合力展开。横幅上印着“欢迎刘兴红回家”“孩子，欢迎你回家！”。
横幅拉好，刘贞贞掏出手机。微信里，小姑刘兴红发来一条语音，“还有两公里。”
高速出口的一辆黑色车经过，都有人伸长脖子。
三日前，刘兴红的儿子俞成俊带着母亲从福州福兴出发，一路向西。后备厢里塞满福州的特产，以及刘兴红亲手做的年糕。两千多公里的路，他们走了三天。山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刘兴红知道，离雅安越来越近了。
9点58分，一辆闽A车牌的黑色轿车驶出高速，缓缓靠边停下。车还没完全停稳，副驾的门已经打开。刘兴红从车里出来，她身着一条深蓝色的丝绒长裙，头发扎在脑后。
人群里，众人扶着刘母钟大炳往前走。年近90岁的老人走得很慢，她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从副驾出来的人。
刘兴红（左）抱住母亲
刘兴红一眼看到了母亲。她快走两步，步子就乱了，几乎是扑过去的。
“妈！”人还未靠近，早已泣不成声。她张开手，抱住母亲。老人没有说话，只是用双手抱住幺女，一下一下地拍着。
驾驶座的门也开了，俞成俊走了下来。钟大炳看向他，“快来，我的孙孙！”
俞成俊绕过车头，走向外婆和母亲，抱住她们。
老人退后半步，盯着女儿的脸。“你咋成这个样子了！”钟大炳突然说。在母亲的印象里，刘兴红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可眼前这个人，眼角已爬满了皱纹——她已经59岁了。
刘兴红没有说话，只是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刘兴红的大哥刘兴禄，站在他们身后。他从刘兴红下车的那一刻就看着她，看着她跑向母亲，看着母亲轻拍她的背，看着外甥拥抱外婆。刘兴禄用手抹了抹眼睛，不住念叨，“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刘贞贞站在一旁，手里抱着花束，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姑姑，欢迎你回家。”
不时，刘兴红的同学朋友围了上来，“你还认识我是哪个不？”
“你是王芳。”
“我呢？”
“你是娟娟。”
母亲站在旁边，看着女儿和朋友相认，嘴角又有了笑意。
十几分钟后，刘兴红挽着母亲上车。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川西厂家属区——刘兴红39年前住过的家。
回 家
川西厂的老家属区藏在一条巷子深处。家属区大院门口，腰鼓队站在最前面，统一的服装，锣鼓家什备齐了。
车队拐进巷口的时候，腰鼓敲了起来，“咚咚，咚咚咚……”
刘兴红（右二）挽着几位长辈的手向家里走去
刘兴红被簇拥着走进小区。她走得很慢，看着两边的楼房，看着门口站着的人。
还未走进家门，她就被前来的亲戚朋友围住。她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认。母亲站在旁边，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王阿姨，你还记得不？这是你刘阿姨……”
刘兴红点着头，有时候说“记得”，有时候又笑着摇头。
刘兴红（中）和母亲钟大炳、儿子俞成俊坐在一起看老照片
刘家老房子的大门当天一直敞开着。家里的老相册被拿了出来，里面只有一张关于刘兴红的照片。那是1986年正月间拍的，那年她19岁。家人对她的记忆，就永远停留在了那张照片。
1987年5月1日，一家五口搬进这套厂里新分的家属房。住了不到半年，刘兴红就不见了。
39年后，一家人在这里团圆了。
俞成俊坐在一旁，看着家人团聚的画面，眼眶也红了。这些年，他时常听母亲讲起雅安的家——讲她的父母，她的哥哥姐姐，她的童年。母亲说起那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他听得出，母亲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的原生家庭对她是极好的。这让他有了一个愿望：帮母亲找到那个缺失39年的家。
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但39年前那个冬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往 事
1987年的冬月间，刘家收到邀请，有人请他们去吃“血汤”——这是川西农村杀年猪时的习俗，请亲戚朋友吃一顿新鲜的猪血和猪肉。
钟大炳招呼刘兴红一起去，20岁的幺女说不想去，便作罢了。
谁知道，女儿就此人间蒸发。
39年后，钟大炳回忆起这件事，她说自己人老了，很多事记不住了，可这件事，却记得清清楚楚。
刘家籍贯四川隆昌，刘父在陕西宝鸡毕业后留在宝鸡。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响应三线建设号召，一家人从陕西来到雅安，进入川西厂。
1967年6月，刘兴红在雅安出生。一家五口住在穆家巷，日子虽不算好，但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1987年搬进新家后不久，因着一件小事，父亲和刘兴红起了冲突。气急之下，父亲动手打了她。20岁的姑娘脸涨得通红，对着父亲喊，“你打了我，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没人把这句话当真。刘兴禄回忆，父亲那一巴掌其实并不重，“三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尤其偏疼她。打完之后，父亲就后悔了。”
但后悔已经来不及。
刘兴红（左上）当年留在家里的唯一一张照片
三妹刘兴红不见后，一家人最先向厂里的保卫科报了案，又在雅安周围找了两个多月。其间，刘兴禄找到三妹的朋友询问，一个姑娘说，刘兴红和别人耍朋友，肯定是跟着他走了，去深圳宝安的电子厂打工。
刘兴禄没有犹豫，一个人坐上去深圳的火车。到了宝安，他找到那个电子厂，可厂里没有一个叫刘兴红的四川姑娘。他在宝安又找了两天，身上的钱花光了，只好回到雅安。
此后的39年里，刘家人从未放弃过寻找。他们时不时会去派出所上报走失，每六年的人口普查都会备案。刘兴红的户口一直没有被销户，而是变成“冻结”状态——刘家人觉得，只要户口还在，也许就还有希望。
刘贞贞从小就听家里人说，她有一个走失的小姑姑。每当她在网上刷到别人寻亲成功的视频，都会问爸爸，“咱们也去寻亲网发个信息吧，万一呢？”
刘兴禄总是沉默，他心里很矛盾。他觉得，一个20岁的大姑娘，怎么会不记得回家的路呢？那么多年，她如果想回来，早就回来了；要么，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哪一种可能，他都不敢面对。
老母亲不相信女儿不在了。她拿着老三的生辰八字去求助道士，道士说：人还活着。这句话，成了老人39年的盼头。
而老父亲，常常想着女儿就会叹气，就会控制不住地落泪。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早早离开了人世。
刘兴红的二姐也在疫情期间因病离世。
走之前，他们没有等到最偏疼的老三那句“我回来了”。
团圆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39年。
3月19日，一个电话打破了漫长的沉默。彼时，刘兴禄和家人在蒙顶山游玩，手机响了。
“你是刘兴禄吗？我姓黄，这边是河北派出所。”
“是我。”
“你认识刘兴红吗？”
刘兴禄的声音有些抖，“是我三妹。找到她了吗？”
电话那头，黄伯庄警官告诉他，有一份从福州福兴发来的寻亲函件，和刘家人的人口信息比对上了。对方给出的父母工作单位是“建川厂”，和实际的“川西厂”有一字之差，导致信息延误了两个月。
刘兴禄当即下山，回家揣上户口簿，和家人一起去了河北派出所。黄伯庄把电话打给刘兴红。也许是近乡情怯，她一开始并不同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刘家人。
钟大炳对黄伯庄说，“我都快90岁了，我想见她一面。”于是，黄伯庄又拨通了福州的电话。这一次，做通了思想工作。
电话接通的那天晚上，刘兴红加上了大哥的微信，打了视频通话，见到了母亲，见到了许多的家人。视频那头，她看到大哥的头发白了，看到母亲的脸老了。
此后，她会在微信上联系家里的每一个亲戚，每天都会发一句“吃饭了吗”，或者打一通视频电话。
俞成俊告诉记者，母亲在福州吃了很多苦。她是听信了别人的话，以为去福州打工能挣钱，被人贩子钻了空子，几经转手被卖到了他们家。母亲曾经写过信，想寄回雅安，但信总是被爷爷撕掉。后来，地址也没了……
俞成俊大学毕业后四处打工。后来学做蛋糕的手艺，在老家的县里开了自己的店。家里的负债一笔一笔慢慢还清，他终于得空为母亲寻找家人，他在当地派出所留下母亲的姓名和记忆中家乡的线索。
那条线索，在“建川”和“川西”之间，搁浅了两个月。若不是黄伯庄多看了一眼“刘兴禄”这个名字，这条线索可能永远断在那里。
刘家人向河北派出所送上锦旗
10点50分，刘家人一路敲锣打鼓地去雨城区河北派出所。他们要把这份感谢，当面送给帮他们圆梦的人。
刘兴禄和妻子手里抱着一束花，举着一面锦旗，红底黄字：“寻亲圆梦，人民靠山。”
中午，大哥刘兴禄在饭店订了几桌接风宴。
席间，刘兴红坐在母亲旁边。老人一直看着女儿，时不时往她碗里夹菜。
刘兴红告诉母亲，她想给老人买一个智能手机，以后可以经常视频。老人说不会用，她说，“我教你。”
吃过饭，一家人商量起接下来的安排。刘兴红这次回来，要把身份信息重新办好，再把户口迁到福州——她在那边已经生活三十九年，儿子的事业也在那里。办完这些，儿子和家人打算带着她在雅安周边四处走走，去看看蒙顶山的茶园，去走走她小时候去过的地方。
还有五个月，母亲就九十岁了。到那时候，刘兴红的身份证应该也办好了，她可以乘坐飞机回来看母亲，再也没有任何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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