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陈泽泓先生抱来新著《广东人物传·入粤卷》（以下简称《入粤卷》），邀我写序。我喜欢读陈先生的著作，从中吸取新知识，开阔眼界，教益不浅，因此，乐于接受这一“任务”。粗略翻阅这部煌煌1000多页的巨著，深深感到陈先生不愧为著名的方志学家、建筑史学家、历史学家。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历史学会原会长戴逸先生在《清代人物研究》一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活动，都是人所策划、人所参与、人所进行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历史。”因此，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二十四史绝大部分是人物的传记，这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因此，研究历史人物是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责任。“二十四史”名为纪传体史书，无传不能称“正史”，可见研究历史人物是多么重要。
要了解岭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了解岭南的历史发展进程，必须研究岭南地区的人物。岭南是指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大庾岭、骑田岭）之南，这五岭位于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省（区）交界处。由于五岭峰高隘险，关山难越，在古代，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联系；加以方言不同，思想不易沟通，使远古时代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对滞后。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秦汉王朝将岭南地区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秦汉以来，中原战乱，人民大量向南迁徙避难，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中原王朝为了管辖这一地区，派大量官员来此治理，被贬的官员在岭南对岭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作出一定贡献。南迁的各族人民与岭南的原籍居民，进一步融合发展。因此，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岭南文化。外省入粤的人民或官员，是岭南文化创造发展的外部动力之一。
另一方面，岭南濒海，自古以来，碧波万顷，也成为岭南与海外沟通的途径。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汉代与东南亚多国已有交通、经商往来。唐代，广州已设有“蕃坊”。宋代到明清，岭南成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交会的桥头堡。不论是汉代以来佛教文化的输入，还是明代以来西方宗教的传入，岭南地区都是最早的登陆口岸之一。外来文化一方面从外部触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构，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所以，海外入粤文化，也是岭南文化创造发展的外部动力之一。
岭南原籍居民、中原入粤的人、外国入粤的人共同创造和发展了岭南文化。《入粤卷》选取了后两种人，并为他们立传。这是研究岭南历史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为什么说陈先生这部著作是“更上一层楼”呢？原来1994年陈先生与忘年之交李小松先生合作，在《岭南文库》出版过一部《历代入粤名人》。这部书在学术界获得好评，编辑出版名家陈原在《中华读书报》发文说：我在《岭南文库》头一批书中找到一本很有趣的书：《历代入粤名人》，亏策划者想得出这样一个选题。这样的选题，在地域文化丛书中出现，说明编者的思想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搞的地域文化是自我封闭的，与其他地域及其文化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文化只能走向消亡。在中华大地上多个各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互相接触，互相交融，开出了五色缤纷的鲜花，结成无比甜蜜的果实。研究地域文化而不囿于特定的文化圈子，这就是开放的思想。陈先生把这一较高评价，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决心把这一课题做得更加全面、深入、充实。30年过去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广东人物传·入粤卷》比《历代入粤名人》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的标志，我认为有三个方面：
第一， 搜集的资料范围进一步扩大，入选的人物大大增加。
据“凡例”规定，资料来源，以正史、地方志、碑铭、传主著述（含日记）为主，兼采历代具权威性的人物传集。吸收相关论著、论文研究成果，并述及文物机构权威著录或公布的纪念地、纪念建筑等。《历代入粤名人》计72篇，立传75人，约35万字。而本书共188篇，立传189人，共80余万字。陈先生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著名的方志学专家，对广东历史和方志十分谙熟。最近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广东省地方史志丛书》收入了陈先生三部个人方志论文集：《岭表志谭》《岭峤志语》《岭外志道》。这三部著作是陈先生长期研究方志的总结，他不但是修志、审志的实践者，也是方志理论的创造者、阐释者。所以他能够得心应手、举重若轻地选择了立传的189人。
第二，入选人物的标准是一个创新。
中国有撰写人物传记的传统，但因选择人物的标准根据时代的需要和撰写者个人爱好不同，而为人立传的标准也各异，明清时代，建立撰写人物传记的制度，鼓励私人撰写人物传记，所以人物传记的作品很盛行。钱谦益（1582-1664）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有学者统计，他的《初学集》《有学集》《牧斋杂著》收入传记作品（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铭、墓表、塔铭、传、谱牒等）300余篇。分析他对传主的选择，包括忠君爱国的东林党人、务实勤孝的循吏、孝子、位卑名微的普通平民、不忘故国的气节之士、显赫清廷的达官贵人。钱谦益对传主的选择有两大特点，即传主成分多样化：既有传统的继承，也有个性的创新。到了近代，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作文教学法》等著作中，在古代传记理论上作了总结，同时对撰写新传记提出许多新见解。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人的专史》中，以《史记》为例，对选择传主的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以上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陈先生《入粤卷》从其历史观出发确立了选择传主的标准，他在“前言”中说，从现代的角度去观察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从根本上说，就是看他们是否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有益于民生。结合历史实际，其事功大致分为开辟引领之功、济世之功、教化之功。
“开辟引领之功”，是指在岭南开发的进程中有着开创性、导向性的作用。开辟之功，如秦末汉初的任嚣、赵佗、陆贾；引领之功，虽未及开辟之功的轰轰烈烈，但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足以为百世传扬，如韩愈、苏轼等。
“济世之功”，是指在粤地有所作为，对社会、经济、文化某一方面有较大贡献。这类人大多数是入粤官员，列入志籍的官员，重在其人品学问政绩，也就是史志记载的循吏。本书收入一些域外人员，主要是宗教人物。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教化之功”，是指践行传统礼教而被载入史籍的模范人物。传统礼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已不再提倡，如“贞节”之说。但有的在现代社会仍发挥其影响，或改换其内涵而继续发挥作用。如“忠义”一类的礼教，包括抵抗元兵南下的南宋“三忠”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抗清英雄瞿式耜等。其事迹仍流芳千古。“忠君”思想本已被时代摒弃，但他们的事迹则被赋予“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起着激励人心的教化作用。古代官场人物反腐倡廉、勤政爱民、敬老尊贤、为善积德的品德，也起着教化作用，得到当今社会的褒誉。
按照以上标准选择人物，为他们立传，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实现文化交融，共同服务于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第三，是一部求真务实、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的经世致用的历史著作。
前著《历代入粤名人》文学色彩较浓，本书着重于强调学术价值。主要资料来源于旧志中的人物传，但对每个传主的资料搜集较全，不作无本之论，不说无据之语，言之有物，论之成理。史籍记载有分歧者，经考证择善而从。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每传之后附上参考资料，而且注释规范，便于读者查检。
本书是一部集研究、普及、教育于一身的优秀历史读物。
作者在“后记”中说，除这部《入粤卷》之外，拟在原来出版过的《广东历代名人传略》《广东历代名人传略续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粤籍人物传集，以形成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广东历史人物传集。祝愿陈先生早日完成这部著作，为广东历史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以上是大致翻阅《入粤卷》的读后感，写出来供陈先生和读者参考。
来源：张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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