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说法：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有一个目标性的选择，要让先富带后富。从现在的结果看，对这一命题会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错误的选择，会引起两极分化，少数人的富是以穷人更穷为代价的；这是马列学院教授的说法。
第二种说法：少数人富起来没问题，但如果没有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那改革就失败了，这也是主流媒体的说法。
第三种说法：少数人富起来，不必然要以穷人更穷为代价。这也是张维迎的说法。
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否认应该让所有人都富起来，但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多数人的富裕是以少数人先富起来为前置条件，那起点就错了。
首先要说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益的形成不是道德选择，不是结果正义，它必然遵循二八定律。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去表述，就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在这种意义上，笼统地说 “共同富裕”，是一种理想，它不是一个量化的概念，因而也不排除差异化。
其次，不能离开市场经济背景谈问题，因为毫无意义。到今天为止，不存在离开市场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案例；不但没有共同富裕的案例，也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富裕的案例。
这就有了基本逻辑：市场经济是竞争性公平，它的确会让少数人富起来，而且这种少数人富起来，也的确如张维迎所言，不必然以大多数人更穷为代价，北欧资本主义就是证明。但也不得不说，共同富裕不是市场经济自带的逻辑。
这就是悖论。一般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对富人征收累进税，实现广义的共同富裕。甚至有一位香港网红提出对富人征收消费税，比如，同样是住房水电，富人费用提高一百倍。这当然很荒唐，并不是方式太粗暴，而是自我纠缠 —— 你的目的是让富人多消费，让他们多买房，拯救中国的房地产，结果却导致资本大逃亡。累进税也有边界，也有拉弗曲线。中国现在已经是个税天花板，最高 45%，而新加坡最高是 24%。中国再提高，资本同样会大逃亡。
所以，平衡也是王道，过犹不及。
这就有了一个灵魂拷问：我们如何在不破坏市场自身规则的前提下，去追求大众的共同富裕？
目前最实际的做法，是通过政府外部性的干预平抑两极分化，主要是通过二次分配。政府通过累进税、遗产税，在不打破竞争性公平的前提下，实现税收工具的动态平衡。税收取之于市场，而回馈全社会，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坚守平权主义，让更多的钱流向底层大众，从而解决了两个命题：
第一，少数人的富不必然以穷人更穷为代价。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少数人的富要以穷人更穷为代价的逻辑，真相是穷人不再穷，但富人的富超出了穷人的想象，它的确需要再平衡，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第二，政府的干预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
那么，更重要的结论是：当一个国家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大多数人依然贫穷，它的根源在市场，而它的责任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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