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日前在北京揭晓，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成功入选。
这处位于太行山西麓丘陵台地上的遗址，曾是独立的区域政治中心。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其他政治中心的人群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已成为我们探寻夏商时期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窗口。
一次勘探，发现夏商时期墓葬
“这其实是个意外的收获。”谈及山西昔阳钟村遗址的发现，该考古项目现场
负责人曹俊仍难掩激动。
在晋中市昔阳县乐平镇钟村，一块东依太行山支脉蒙山、西邻松溪河的土地，被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全省考古工作的意见》（晋政办发〔2022〕57号）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可能埋藏文物的土地，在专业资质单位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入库。这正是“先考古，后出让”保护前置机制的具体体现。而经第二次修订、已于去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更将这一机制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
依据“先考古，后出让”的要求，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对相关地块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
据曹俊回忆，其所在团队约2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三四名、统筹协调人员两三名，另有十多位本地农民工，以及当地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勘探与发掘过程中，这支团队发现了夏商时期的墓葬，随即逐级上报至省文物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一场系统性考古发掘于2024年全面展开。
学界震惊，夏代最大墓葬现身
2024至2025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持续发掘，共清理出夏商之际的墓葬6座、战国时期的小型墓葬12座。
从面积来看，这6座夏商之际的墓葬中，最小的仅3.3平方米，最大的则达46.2平方米。面积达46.2平方米的M10墓葬，令学界为之震惊。该墓东西长6—7米、南北宽6.6米、深5.5米。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范文谦表示，这是目前已知夏时期单体规模最大的墓葬。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认为，钟村遗址的这一发现具有“开天窗”般的突破性意义。“以往，我们仅知道二里头文化时期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面积为3平方米，”他说，“M10的发现表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很可能还存在规模更大的墓葬。”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村，被认为是我国最古老王朝——夏朝中晚期的都城所在。
走进M10，仿佛踏入一座精心营建的地下宫殿：墓室四周设有二层台，西南角与东北角还配有台阶状步道，北壁则开凿有壁龛。该墓葬采用“石椁+木椁”的双重结构，木椁内部并列安放着三具木棺和一个木质长方形器物箱。
使用朱砂，缘何“重男轻女”？
令考古工作者惊喜的远不止M10的墓葬规模，他们还通过朱砂的使用量，清晰地区分出了墓主人的尊卑等级。
M10为三人合葬墓。位于墓正中的男性骸骨周身遍布朱砂，左侧股骨下方还放置有绿松石牌饰；两侧的女性骸骨则仅局部残留朱砂。“男性骸骨上的朱砂最多，其右侧女性骸骨次之，左侧女性骸骨最少。”陈小三进一步解释道。
在M8、M9、M11、M13这4座中型墓葬中，同样存在骸骨伴有朱砂的情况。就朱砂使用量而言，均呈现男多女少的特征。与M8、M9、M10、M11、M13等墓葬中男性骸骨周身遍布朱砂的情况不同，M15的男性墓主仅局部涂有朱砂。
朱砂是一种主要成分为硫化汞的矿物，既可作为具有镇静安神、清热解毒等功效的中药材，也常被画家用作颜料。那么，先民将朱砂撒在墓主身上，究竟有何用途？对此，陈小三指出，考古学的作用在于揭示现象，而非解释现象。
在考古学界，有观点认为朱砂在当时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其使用量直接对应墓主地位的高低。钟村遗址这批墓葬呈现出“男多女少”的朱砂使用规律，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考古工作者通过细致观察，还得出了一个关于身份尊卑的直观结论：朱砂涂抹遵循“以右为尊”的规律——二人合葬时男性在右，三人合葬时男性居中，地位较高的女性亦居其右侧。
扇贝覆顶，夏商贵族的身份“密码”
这些身份显赫的贵族，还以其离世时的独特装扮，为后人留下了破解夏商文明格局的珍贵密码。
M10中，56岁以上的男性墓主，头顶覆盖着一枚扇贝。他的左侧股骨旁，精致的绿松石牌饰静静陪伴，色泽翠郁，工艺精湛。
这并非孤例。在4座中型墓葬中，除M11的男性墓主外，其余男性墓主均随葬有这样的扇贝。其中，M9、M13的男性墓主，还额外配有绿松石耳饰。M15的男性墓主随葬了一件绿松石珠饰，相比之下，女性墓主则无缘享有这等殊荣。
陈小三认为，他们在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发现的扇贝并非直接用作覆面，而更可能是一种头饰——扇贝下方应附有织物，以织物覆面。
“这一葬俗在同时期的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南城遗址、河南省登封市南洼遗址、我省吕梁市离石区后石村遗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朱开沟遗址及河南省郑州市书院街墓地均有零星发现。”他指出，“但在钟村墓地，这一葬俗不仅成为普遍现象，而且时代最早，或为此类葬俗的源头”。
这种独特的丧葬习俗与文化现象，体现了高等级贵族在等级秩序下的文化伦理表达，也代表了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段内所遵循的文化制度。
珍稀物品，千里之外的“王室同款”
这些奇异的随葬品从何而来？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等科研院校的研究人员将检测仪器对准这些文物时，一个令人惊叹的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它们全都来自千里之外。
铅、锶同位素分析显示，钟村出土的绿松石制品，矿源指向东秦岭地区的洛南辣子崖矿区。而那里，正是夏王朝政治中心二里头遗址所用绿松石的同一产地。换言之，钟村贵族佩戴的绿松石牌饰和耳饰，与二里头王都的顶级权贵的饰品是同款、同源。
墓主头顶那枚硕大的扇贝，则讲述着更遥远的旅途。经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鉴定，它极可能是来自黄渤海的虾夷扇贝。从太行山深处的昔阳，到波涛浩渺的黄渤海，直线距离超过五百公里。在三千多年前，这枚扇贝是如何翻山越岭来到钟村的？它或许经过了一双双虔诚的手传递，或许搭载过独木舟与马车，最终安卧于贵族的头顶，成为他通天彻地的法器。
墓主身上涂满的殷红朱砂，同样藏着“长途旅行”的故事。硫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朱砂极大概率来自湘黔汞矿带的万山地区——那是比黄渤海更为遥远的南方。
陈小三推测，这些珍贵资源并非钟村一地所能独自获取。他说：“以钟村这样的政治中心，没有力量支撑这样远距离的贸易。这些资源应该是先汇集到二里头，再由夏王朝调配或通过某种高级别交流传到钟村。”
“钟村遗址的发现，让我们得以窥见它与夏王朝之间复杂而紧密的联系。”范文谦指出，“这一发现证明，在中华文明早期形成阶段，即便像钟村这样远离核心都邑的区域政治中心，也受到夏王朝的深刻影响。”
如今，这片沉睡了数千年的遗址已然苏醒，成为我们窥探夏商文明演进的一扇重要窗口。随着多学科研究的持续深入，更多关于礼制源流、社会结构与早期国家治理的密码，正等待被一一破解。而山西昔阳钟村，也将与二里头、殷墟等著名遗址一道，共同讲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成一体”的宏大叙事。 记者 梁耀华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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