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三栋历史建筑中的音乐魂与家国志|冼星海|历史建筑|国乐|民族乐器|艺术|贺绿汀|音乐

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里的众多优秀历史建筑，是上海城市文化积淀的具象表达。其中的三栋历史建筑——美育楼、音乐城堡与城市音乐会客厅，组成了人民城市与人民音乐的丰富变奏。

美育楼——

坐落于淮海中路1189号的美育楼，是一座始建于1936年的英式假三层花园住宅。2024年初，伴随上海音乐学院校园的开放，“拆除围墙”后的美育楼迎来东方乐器博物馆优雅入驻。

20世纪初，城隍庙前大街形成的“传统作坊群”、以“大同乐会”引领的国乐社团以及江南丝竹社团催生旺盛需求，上海乐器制作开始尝试系统性改良古今乐器。比如，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对琵琶进行大胆改革，首创六相十三品琵琶，显著拓宽低音区和中音区的音域，使琵琶能够更为准确地演奏半音阶，适应现代音乐和转调需求，推动琵琶从传统乐器向现代民族乐器转型。“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和制作师梁金林、罗松泉等人，在复制凤首箜篌时加粗了弯曲的琴颈，并将琴颈下端掏空与琴箱相通，使音量得以增大。至20世纪30年代，城隍庙周围、五马路、六马路一带聚集了数十家民族乐器作坊，较有影响的有吕顺昌、新乐斋、袁义昌、文盛斋、中华国音社、文明斋、王顺昌等，从业人员达数百人之众。

1927年，萧友梅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开启了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先河。萧友梅的教育理念，深刻地体现于对器物与精神、西方之用与民族之体关系的辩证思考之中。创办国立音乐院之初，他就树立“一方输入世界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的办学宗旨，强调“音乐的骨干是一民族的民族性”，主张对中国旧乐和西洋新乐应“采取其精英，剔去其渣滓，并且用新形式表出之”。为了让学生掌握演奏民族乐器的技能，萧友梅将国乐课开设为选科或副科，教授琵琶、笛子、二胡等，且要求凡选择钢琴、理论为正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种国乐，学制不少于一年。

美育楼

音乐城堡——

位于淮海中路1131号的音乐城堡是一座颇具辨识度的历史建筑，曾长期是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贺绿汀的办公室所在地。

贺绿汀的创作过程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连。20世纪20年代末，贺绿汀在中共东江特委参与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创作《暴动歌》，以激昂旋律呼应武装斗争。1934年，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的贺绿汀以一曲《牧童短笛》，在“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获奖，成功实现中西音乐技法的有机融合。1937年，在山西抗日前线，游击战士乐观的情绪、昂扬的斗志和革命的自豪感深深感染了贺绿汀，促使他在防空洞中一气呵成写下《游击队歌》。这首描绘英勇顽强英雄群像的歌曲，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号召力的音乐作品之一。

贺绿汀的办学理念与时代需求同向同行。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工作重心逐渐从音乐创作转向音乐教育。重返上海后，贺绿汀重思“西洋音乐技术中国化”问题，提出中国音乐人要担负的使命是创造新中国音乐，使中国的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文化中大放异彩。他还进一步让民族民间音乐从被采集、研究的“对象”转变为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主体”，并倡导创造为民众所喜欢的新民歌，打破艺术象牙塔与人民生活的壁垒，在动员民众、教育民众的过程中，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平。

1961年，怀揣“抱真”精神的贺绿汀将珍藏的《游击队歌》手稿捐赠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今中共一大纪念馆）。如今，以他为原型的歌剧及相关展览让音乐城堡也升华为一个进行红色文化与经典艺术教育的活态空间。

城市音乐会客厅——

城市音乐会客厅是一座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坐落于淮海中路1209号。这一充满公共性的名字，意味着音乐艺术从“少数人享用”转向“多数人共有”，精准契合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所提倡的理念。

20世纪20年代末，冼星海考入国立音乐院学习小提琴，“音乐救国”思想以及“民族化的新音乐”主张奠定了他的艺术观基础。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一文中，冼星海提到自己1935年归国来到上海，“码头工人的破烂的刺激，比起在巴黎影片里看到的更使我难过”。于是，他立志让自己的音乐创作充满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让自己的音乐创作为被压迫的祖国服务。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冼星海创作救亡歌曲《我们要抵抗》（原稿已丢失）以及后续的《战歌》《救国进行曲》等，均承担起鲜明的救国宣传功能。

冼星海认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因此，他尤为注重“从劳动呼喊、抗争里吸收新的力量”，如深入上海的乡村、工厂、学校教唱抗日歌曲，深入矿区体验生活后创作出《起重匠》。在加入武汉歌咏队后，冼星海创作了《保卫武汉》《五一工人歌》《祖国的孩子们》《游击军》《华北农民歌》《当兵歌》等一系列富有战斗性的歌曲，将诗歌式的文本转化为极具传播力的音乐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