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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6年5月11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仲丹教授因病逝世，享年70岁。这本是寻常的一天，但因这位谦和长者的离去，山河顿首，学界同悲。
仲丹教授是享誉学界的历史大家，更是《中国国家历史》最坚实的臂膀与最温暖的灯火。作为这本连续出版物的创刊作者之一，从第一期起，他便与我们风雨同行，笔耕不辍，为《中国国家历史》奉献了四十余篇佳作。他是我们最资深的作者，也是我们最敬爱的老师。
在仲丹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最好诠释。他是南京大学三度“我最喜爱的老师”获得者，是将图像史学与大众阅读完美结合的践行者。他从不仅仅将历史锁在象牙塔里，而是致力于将历史变得“可视”、“可读”、“可爱”。他曾说，做公共史学要把图文做到极致，而他也正是用那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幅幅精彩的海报，为无数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文明的窗。《中国国家历史》诸多图片都源于仲丹教授的图库，他慷慨无私的分享，让尘封的历史文字在图片中栩栩如生地站立起来。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推发陈仲丹教授生前撰写的个人自述。在这篇文章里，没有宏大叙事的距离感，只有一位历史学子对学问的赤诚、对后辈的期许，以及他与历史结缘的一生。谨以此文，送别我们的良师益友。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陈仲丹教授千古，《中国国家历史》永远怀念您。
陈仲丹（1956—2026），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1977级本科毕业生，历史学博士，曾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毕生致力于世界史研究，主攻英国及英联邦史、和平学、图像史学等领域，著述丰硕，三度获评南京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荣获教学“恒星奖”。2026年5月11日因病逝世，享年70岁。
壹
高考之前我在宝应射阳湖公社。我家里是下放的，我父亲之前在卫校工作，在文革中被批斗，后来他就被赶到农村去了，也是比较失意。我父亲是学医的，就在农村做医生，还是有工资的，但是农民生活是真的很困难。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渔民，家里穷到只有一条很破烂的裤子，所以家里只能有一个人出去走，女的要出去男的就把裤子给女的，自己窝在船里，就穷到这样的程度。农村吃饭也是很困难的。我的同学中午吃一顿干饭，早晚就不吃，而且菜就是咸菜、蔬菜，很少吃肉、鸡蛋，肉一年就吃七八次，我在农村看到的基本是这样。
我在农村的时候，在当时的“公社中学”读初中。上初中的时候学生就很少了，最后就是二十多个人。那个时候有个传言“上了学要下放”，从公社下放到农村就变成知识青年了，那么大家就不上学。后来我有机会在那个学校做老师，这就说明那个时候我的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至于高中，77级的同学都是文革过来的，文革的高中跟现在的高中不一样，一个是文革期间是两年制，不是三年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第二个，课程好多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生产队会计教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甚至找农民会计来教。我在农村上的高中，课也开不全，地理课、历史课全都不上。就开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就随便看看，后来来过一个人教英语，这对我还是有帮助的。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现实的问题，叫“三机一坝”——柴油机、抽水机、拖拉机。我后来做工的工厂就是做柴油机零件，还要教农民用柴油机。其实柴油机是不需要学的，师傅教你，是要动手做的。开拖拉机也是，就像学自行车一样需要练，不需要学。那个时候学习就是愚民学习，学不到什么东西。当时劳动还特别多，我们大概有一半时间在劳动，我们还有试验田。总的来讲就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当时基本都不用做作业，数学做一点，语文一点，学业是比较轻松的。当然，中学最后有一个考试，但也不是高考，所以好学生也不愿意学习。
我做老师的时候，会给学生讲李白、杜甫，他们印象就比较深。那个时候教材都是鲁迅的文章，学点社论，还有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些大批判的文章，还学写点小评论这些东西。真正的古文很少，就是毛泽东写过的《愚公移山》、《曹刿论战》、《史记》里面的《鸿门宴》，外国的文章基本上没有。那个时候教材编得很糟糕，老师水平也低，学生如果不是自己好学一点，学不到什么东西。
从高中毕业到考上大学，这中间我工作了四年多，做了一年工人，后来就在我毕业的中学做了三年半的民办教师——我能考上大学跟我做民办教师就有关系。我到底还是接受文化的，而且我到了农村，算是比较好学的。我爱看书，当时也没有什么图书馆，主要是我自己买了很多书，一直在看。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爱看书对高考就有帮助。我在农村的时候办过自学小组，当时已经看过一些自然经济辩证法。现在回过头就会发现那时候看的书都不是乱看的。知识面宽了，历史考试就简单了，谈地位、影响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做，看看就会写了。
那时候我买书是写信给上海新华书店的邮购部，他们寄书的目录过来，然后我就去买。我有两三百本书，这个对我的学生也是有好处的:我的学生有相对好一些的后来上大学、做干部的，就受我的影响，我告诉他们什么途径去买书，有个学生喜欢画画，我就寄送些铅笔画给他；还有一些价值观念上的看齐，农村的孩子不怎么读书，很调皮，那时候我当他们的班主任，管打架什么的也很头疼。那个时候就是你能早点看到书，就比别人多走点路。
贰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我在做民办教师，去旁边的公社参观访问。我坐在船上，突然有一个广播，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高考1977》那个电影里面一样。
我还是有点偏科的——高考要考数学，读文科的人都不太怎么看数学这种东西，我也不是一点都不看，但基本上就看一点，还是最喜欢文学作品，如果说看一点政治类的东西就已经算好学的了。所以我当时突然就傻了，傻了以后就去看电影，放《地道战》，我就没心情看，就去看数学。当时就觉得来不及，因为我还有工作。当时我隔壁有个教数学的老师，我后来能考上南京大学跟他有很大关系:第一是他有教材，还有什么数理化知识手册，那个时候都是宝贝，外面看不到的；第二他还教我做题，题做不出来，他随叫随到。我考文科，他考理化，真是帮助很大。后来高考我的数学就考了六十几分，我们班还有十几分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文理不分的，就是一张卷子，所以我考的那个分数算高的。
我们当时的中学对高考还是很重视的，重视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老师都轰动起来了。我隔壁的数学老师，他编讲义，找人刻钢板，字数不多，两三万字，有一些公式、题目，因为没有教科书，文革那些测量土方、生产会计都是不考的。当时学校还是很支持我们高考，因为同事之间关系很好，也想大家都有个出路——民办教师不是正式教师，没有编制的。工作几十年，不能转公办，最后年纪大了，生活无着落，下场还是很惨的。还有像我们在农村当教师，公办教师基本上不和民办教师谈恋爱，女的是民办教师可以，男的不行，因为你身份低也没保障。
复习的时候，就是背地理、政治，历史也是找本书来背，五四运动的意义、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工农联盟、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但五四运动的意义没考。当时出题很死的，高考的题目大概就是这么几个题。我当时还是比较喜欢看历史的东西，“四人帮”的时候也有历史——“儒法斗争史”，虽然是官腔官调，但是可以看古文，像刘禹锡的《天论》等都可以看。我当过政治老师，有一年他们考高中，考十道题，我猜中了八道，就是我从报纸上抄下来的。所以政治、历史什么的这些我就比较熟。语文作文题我记得叫“苦战”，就是这么两个字，命题作文。当时好像是叶剑英有个诗“苦战能过关，科学有前途”，就用这个题目。政治就是时政，考一点理论，反正是无聊的东西，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这些——这些后来都属于批判四人帮的东西，但是当时还在考，所以就等于是废话。
我们这些都没有受过什么很好的教育，像童星他们是“老三届”，基础比较扎实，人也比较聪明，就考的比较好。像我们那个地方那么穷困，还能考出来也不容易。而且我们一批人走了以后，学生考得一塌糊涂，后来学校还被撤掉了。因为有点水平的老师都走了，当地上了大学的老师就不好好教学，有些老师通宵打麻将，到了上课就说“我马上上课，等我上了课再来打”，头昏昏的怎么能教学生?
叁
那个时候时间很紧张，分两次考，一次是公社考的初考，谁都能考，然后改完试卷以后，再选拔出到县里面考，要不然人太多。我初考考得应该不太好，一共两门课，数学考得不太好，语文大概能做出来，但是我也是达到复试的线了。复试就考得好一些。当时我把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连学生作文都没改，就堆在那边，考完了就改，上课可能也耽误了一点，因为忙自己的复习。
后来我在开会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邮局来了封南京大学的信，好像是什么通知，我拿到了以后立刻就轰动了。因为上南大的人，我们公社的就我一个，我就是最好的。其他的最好就是我一个同事考了师大，现在的江苏师范学院；其他人可能更差一些。当时就能感觉到公社里有一些年轻女打字员——她们在镇上工作，穿衣服也比较整齐——平常不跟我说话，我一拿到录取通知就跟我说话了，说明我地位就比较高了。
那个时候理工科加上附加题满分就四百多分，文科就是四百分，我考了三百三十几。北大是三百三十以上，所以我达到了北大的分数线，要是报北大就上北大了，但是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南大。像童星老师，他是当之无愧的全省状元，他考了三百六十几分。数学我考得还不错，其他的就考得很高了，后来查到我语文拿了九十多分，写的文章也变成范文了。这个就跟我当老师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教政治、语文。
我学历史就是很偶然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本厚厚的册子介绍志愿，那个时候可选的专业也不多。志愿是在公社的墙上用毛笔抄的，像我们文科，就是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这几个，没有经济系，没有政治系，没有法律系，现在的海外教育就更没有了。我当然不会上外语系了，因为外语要加试；哲学不我想上，因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历史和中文了。本来我想上中文的，而且我也肯定能上。但是抄志愿的人抄错了，本来中文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少抄了两个点，就变成“汉语言文字”专业了，我一看“文字”，那很无聊，就选了历史系。所以我本来要上中文的，就让这两个字搞坏了。这是很偶然的。我还挺喜欢地理的。但是南大地理是理科的，所以我要上南大，就只有历史系了，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考古什么的。所以人生、命运，都是很偶然的。古人讲，人的命运就像柳树上的柳絮，飘到哪就是哪。飘到厕所就是厕所，飘到池塘就是池塘，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少抄了两个点，我的专业不一样了，我遇到的人也不一样了。
我政审情况还好，我父亲工作的医院帮了忙的。我父亲也算是有点问题，如果查到档案的话，就会看到他是挨整的，原因是“现行反革命”，可能是说了什么话，或者把毛主席像垫在屁股地下，被人揭发了就是现行反革命。所以我政审的时候还是蛮担心的，但是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讲了要放松，如果没有他讲，估计就不行。我们单位的一个人，他父亲是右派，他第一次就不能如愿，后来是扩招进大学。毛泽东有句话是“可以教育的子女”，家庭是家庭，本人是本人，不过各个地方情况都不一样。
南京大学在我们印象中就是个圣地。那时候农村孩子要是上大学，就相当于有工作，那就不是农村户口，这个很重要。像我有个同学是农村的，家里给他定了蛮不错的娃娃亲，后来他上了高级师范，就可以到小学或者初中工作，就解除婚约，农村里闹得挺大的，就有人告状，说他是陈世美。而且上大学的话，前途就很好了，一个是能在城市工作了，一个是有专业了。那个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成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写写东西。我刚来的时候就有个国际关系办的一个非正式的老师，他跟我说你要写也能发的东西，我就想着写的东西要能印成铅字，这就是那时候的期待。
陈仲丹老师及其个人撰著、翻译代表作
肆
当时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宝应到南京有汽车。我来南京报到是先坐船到宝应住一晚，第二天早上买汽车票，坐汽车到南京，当时汽车要开六七个小时。报到期间，学校还会有人在车站那里接站，然后有汽车在站台把我们接到学校，学校里也有相应的迎接台。
我们的住宿条件非常差，十个人住一间房。当时最普遍的还是八个人住一间房，如果八个人住，还有空的位置放东西，但十个人住就没有放箱子和其它东西的空间了，我们只能把箱子堆在地上，堆得非常高。我们有一个同学时殷弘，现在非常著名的学者，他人比较矮小，当时就直接把箱子放在床上，整个人像虾米一样弯曲着睡觉。因为人侧着睡也很难放下箱子，就把箱子竖起来放。要是想拿箱子里靠下的一件衣服，就得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个个都翻出来，然后才能拿到。
我们的吃饭的条件也比较差。那个时候叫“包伙”，也就是必须一桌人到了以后才能吃饭，大家拿一个盆子打菜打饭，然后有一个人给大家分，桌子上还会写的有名字。实行了一年，后来因为太不方便，这种方式就被改掉了。
我们班上同学年纪最小的是应届生，大的三十多岁，我22岁，算中间。北大还有父子一起考上的，夫妻一起考上的，这就是很难得的事情了。当时大家都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要是有一个讲座的话，窗子上趴得都是人。那个时候学习积极性真的很高，根本不需要人催促，也没有人厌学，晚上学习大家都会熬夜。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熬夜，一般要熬夜到两三点看书。当时我的下铺是朱剑，现在《学报》的主编。他睡觉很轻，很警惕。现在想想我真的很影响别人睡觉，因为我只要上床，床就会动。有一天我轻手轻脚地把鞋子放好，他就对我说，鞋子你就重重地放，我已经习惯了，要是一个鞋子掉下来了，另一个老掉不下来，我就睡不着。现在想想，他其实就在等我睡觉了才能睡，我两点睡觉他就得等到两点，这是一件很害人的事情，但是当时是想不到这些的。当时人学习都非常疯狂。
当时的必修课很多，选修课少，比较呆板。以中国近代史为例，一年分上下两段，一个星期上四节课，现在应该是一个学期就上完了，所以我们的课至少要比现在多一倍。必修课的时间拉得很长，就讲得很啰嗦，中国史、世界史都要教三年，最后才开一点选修课。讲课老师也就是讲讲教材里的东西，没有现在灵活，当时比较重视基础。当时的选修课，比如蒋孟引先生，开了一个选修课叫“西方史学史”，讲了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他备课非常认真，一口湖南话。他们这样的大学者，早年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学问都很好，知识面也很宽广。有一些老学者，如韩儒林先生，当时就已经很著名的；还有茅家琦先生，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气，现在也有90岁了。
图书馆书也不多，找书非常困难。那个时候大家都想着看《十日谈》，排队排了非常长，因为就那一本，所以大家都是冲过去借。那个时候我们借书不像现在都是开架的，是要查卡的，然后填一个条子进去，有些书可以借到，有的书就借不到。文科的书相对多一些，因为理科的人也看文科的书，但是文科的人不看理科书。因为文科很多都是基础性的东西，都是非专业性的，而且理科的书淘汰起来快，比如说关于网络、计算机的一些书，过时了就报废，只能当废纸。那时借书，一次能借三四本，期限差不多一个月。
我们学世界史，就会看一些英文书，但是看得很慢。那时候就看英文的通史什么的，要经常查字典，老记不住。南大还是有很多老外文书，就是金大、中大留下来的。我就经常找一些老书来读。至于港台书，有个小的港台阅览室，就是放一些报刊。外文书是可以借的，一般通史著作都是可以借到的。到了四年级，院系的图书馆也可以借到书了。
当时有一个阅览室，阅览室里的书也要查条子才能看。阅览室就在老图书馆旁边，原来金大的校史馆，要上二楼去看书。我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这个地方消耗掉的，座位非常少，是要排队的。大概在五分钟之内，座位就被抢光了，没有座位的时候就只好去别的地方看书。但是宿舍也不是太好坐，有两三个人就已经很挤了。教室也不行，我们找不到空教室，课都排满了，我们就只有找个草地坐坐。我们上自习也是去教室，但是会去那种特殊的教室，里面是带扶手的椅子，这种椅子可以搬来搬去，你就可以找一张空椅子搬到某个地方去坐着自习。我们的教室在西南楼，随时想去看书的话也还是有座位的。
除了在学校里的学习以外，我们也会去学校外面活动，出去转转、看电影什么的。因为我们鼓楼有一个优点——靠城市近，我们就在鼓楼和新街口之间跑。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百花书场，讲讲相声，现在都不存在了。看电影是常见的，但那时候电视不多见。在街上跑跑，也算是一点文化生活。同学们还会约着去一些景点，周晓陆就组织我们到三台洞这样一些“野景点”，一般人来旅游不会去的。因为他是南京人，就带着我们跑，燕子矶、牛首山……都是到这种地方，大概去过四五次。聚餐、吃饭很少，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很少在一起吃饭。大家以吃食堂为主，很少出去吃。
学校里面是有助学金。我拿的少，有七块钱；贺云翱拿的最多，有二十几块钱。他当时最穷，他家当时平均每个人的收入只有三块钱，因为只有三块钱，所以给他最高的补贴。每人都有一点，如果条件特别好的就不给了，比如说有同学的爸爸是大校，工资水平比较高就不拿了。
当时学校有规定，不准谈恋爱，但实际上还是有人谈。因为年龄很大了，不能谈恋爱就把人家给耽误了。有的女孩子都二十五六岁了，总不能不让人家谈，而且这个机会是末班车，在大学里面找不到对象，在外面就很难找到了，因为这个地方集中了那么多的单身男青年。我有个安大的同学，他班上有个女同学比他大，她就住在男生宿舍，就像倒计时一样的，毕业的时候必须找到男朋友，有时候就赖皮一点了，有一搭没一搭，这个男生这边坐坐，那个男生那边聊聊。后来找到一个条件差一点的男同学，人家也是嫌她，在外面躲着，问她走没走，走了才回房间。总的来说学校是不管的，特别是到高年级，而且也知道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因为他们都在一起，但不像现在，也没人拉手之类的。
虽然不管谈恋爱，但是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会把男女朋友分开。当时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把两个人分开，另一个是如果你想分在一起，就都分到特别差的、没人去的地方。我们班级四十三个人，女生特别少，七个女同学，六比一。两个女生已经有了男朋友了，后来果然跟男朋友结婚了。其他五个女生全部就是本班找，一点儿也没有到外面找，高度的“自产自销”。
当时工农兵学员和我们不在一起上课。我听过他们的课，他们的人很少，20个左右，在一个很小的教室里面，也都是一些扶手椅，我有时候就和他们一起听听课。和工农兵学员的课门类上都差不多，应该都是一个系统下来的。现在的课就很灵活了，但这样也有问题，必修课的成分占得少了，自己必须要下功夫。当时我们有一个规定，必修课是不能讲老师自己的研究成果的，选修课可以讲。但是必修课必须要把知识原原本本传授给学生，必修课可以讲研究动态，但是不能随意讲自己的东西。
那时候同学关系还是不错的，工农兵学员和我们的关系也还可以，但是发生过一件挺大的事情，是我们原来一个被开除的同学闹出来的。这个同学叫幸寿海，一次我们看节目，有一个男生唱歌水平不高，大家就在下面笑。结果他就去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说“人家唱歌，你们嘲笑什么，你们工农兵学员嘲笑什么”。其实当时看不出任何是工农兵学员嘲笑的现象，但他却这样写，结果就引起了工农兵学员的反感，后来学校也把这件事很快地平息下去了。
工农兵学员比较担心别人会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考进来的。事实上，虽然也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但里面人才还是很多的，比如张异宾、李良玉这些人，都是很有才华的。现在这些学生承受能力没有我们强，但工农兵学员的承受能力更强。我在农村的时候参加过函授班，扬州师范学院中文函授班，业余学习三年，老师会在宝应集中面授。我没有学完，因此也没有拿到文凭，但那是一个大专文凭。有一次我去函授，那时候地震，房子不能住，大家都在地震棚里，没有任何取暖措施。当时还下雪，我住在防震棚里，雪花直接飘在我头上，身上冷得不得了。这相当于半野外的生活，一夜睡下来，身上冷得不得了。当时我就讲了一句话，这个苦都能吃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不能吃的苦了。
伍
一般来说，77级的这一些人，行政能力很强，自己打理自己的能力很强，所以不管是经商还是做干部，都有做的很好的。我们这一批同学，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成就的。贺云翱，他一个人相当于创办了一个公司，办了两个杂志，养着二三十个人，每期杂志卷首语都是他写，加上还要去开学术讨论会，还要教课，像疯子一样。他并没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没挣到什么钱，特别是办《大众考古》杂志，期期赔钱，但是他很有理想。
杨冬权，原来的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工作做得也非常好。上学的时候他就很喜欢看书，写文章，读本科的时候他就在《南大学报》上发文章了。他被分配到档案局，但是档案局是一个行政机构，不是很适合搞学术，他就每周日（当时没有双休日只有周日休息一天），跑到国图或者是省图去查资料，还写过东西。
周晓陆，以前是大队书记，全国、江苏省的知青模范，比我大几岁，是一个很成熟的人，行政能力很强，有什么问题自己也都能解决。后来学问做的也很好。
我们班里也不是没有普通的同学，但是每个人在普通的岗位上，都在认认真真做事。班里也不都是学历史的，很多元化。77级历史系的人都是有自己的追求，爱折腾，就想把事情做好一点、出彩一点。
陈仲丹老师编著代表作
陆
就业是没有自主选择的，是系里面分的。分配是按照分配方案，比如说三十个学生，有三十个岗位，这叫分配方案。但是会有一些单位没人去，因为我们考研，就空出来了一些岗位。这个就是我们辅导员朱宝琴确定分配方案，她就找学生谈到哪个单位。比如说，喜欢打篮球、喜欢娱乐的同学到团中央去，喜欢做学术的到档案局去，这样也有一点照顾到人的性格了。
我们的辅导员朱宝琴很正直。她本来是我们的书记，现在退休了。她工作很认真，也不会搞什么人际关系。她当过浦口校区的书记，这个官已经是校级干部了，后来回到我们系来当一个教师，做普通教师。辅导员的工作高度敏感，决定人家一生的前途，这个好的和差的还很大——在北京中央机关和安徽子弟中学差别太大了。这个工作是很考验人的——真的很难分配，总有人有意见。但是她确实人是正直的，也是比较公平。
总体来讲，分配主要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其他很少，就还有两个去安徽的名额。我们77级的分配，用分配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因为多少年没有人，没有真正的大学生了。很多职位空缺，要是我不考研的话，到北京找个国家级的出版社是没问题的，后来连地图出版社也没人去。当然也有差一些的，就是去安徽省的两个人。
我基本上走的是一个研究生的路，读硕士、读博士，最后成为老师。要是不是这么做，可能就是做别的工作，但是我走上现在这条道路也没有什么后悔，这个跟你的特长、兴趣有关系。学历史也不一定要搞历史。当时我们来讲，到党政机关就算很对口了。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是很少，不到五六分之一。大部分历史班的人都在做一些别的工作，还有可以做一些和历史相关的工作，像我和贺云翱做的这样。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陈仲丹老师一生潜心治学、勤恳育人，学贯中西而淡泊名利，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届又一届学子，真正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者风范。
南京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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