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迎来自1962年以来首个人口负增长年份。所谓人口负增长，即年度死亡人数首次超过新生人口数量。
这一趋势并未止步，2023年与2024年连续两年延续负增长态势——去年全国新出生婴儿为954万人，同期死亡人口则高达1093万人。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张震教授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强研究员共同指出：我国正步入一段史无前例的死亡集中期，而推动这一现象的核心动因，可归结为三大结构性变量。
这三大变量具体指向哪些深层现实？
“婴儿潮”一代人集体迈入高龄阶段
首要变量需回溯至二十世纪中叶爆发的两轮大规模生育高峰。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至1959年，我国迎来第一波“婴儿潮”。
彼时战事平息，社会秩序逐步重建，加之养育成本远低于当下，无论乡村农户还是城市工薪家庭，普遍抱持积极生育意愿。
在广袤农村，“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孩子不仅是情感寄托，更是现实生产力——放学后能拾柴喂猪、农忙时节可插秧拔草，年底工分簿上也多添几笔收入。
城市职工家庭同样倾向多育，因单位按人口分配住房、粮油等基本生活物资，孩子数量直接关联生存保障水平。
这十年间，年均新生儿规模稳定突破2000万大关，其中1954年达峰值2232万人。
当年街巷之间，几乎每户都有三至四名孩童；放学铃响，胡同里跃动着跳皮筋、踢毽子、滚铁环的身影，喧闹声如节庆市集般此起彼伏。
1962年，在经历三年经济调整期后，粮食供应趋于稳定，第二波“婴儿潮”应势而起。
此次浪潮更为强劲，持续时间长达十五年，直至1976年方渐趋平缓。
据国家统计局回溯测算，该阶段年均出生人口达2500余万，1963年单年出生数更冲至3000万人的历史极值。
如今社区中那些六旬上下、仍能娴熟照看孙辈的长者，绝大多数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两轮“婴儿潮”叠加，使1949—1976年间全国累计出生人口接近6亿人。
时光流转数十载，首批“婴儿潮”人群今已步入七八十岁高龄，第二批亦普遍跨过六十岁门槛，正陆续抵达生命自然衰减的关键区间。
过去老龄人口基数小，个体离世难以引发宏观波动。
而今近6亿同代人群同步进入高危生命周期，这场规模空前的“生命退潮”，使人口总量收缩态势愈发显著。
青年群体持续萎缩，生育观念深刻转型
与老年规模急剧扩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青年人口的加速缩减与婚育意愿的系统性弱化。
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孩家庭”模式施行逾三十年，其政策影响下的独生子女群体如今已步入而立与不惑之年。
他们组建家庭后，普遍呈现“421”结构——四位长辈、一对中年夫妻、一名未成年子女。在城市区域，两个独生子女结合的比例已达34%。
“上有四老需奉养，下有一幼待抚育”的双重责任，已成为多数核心家庭的日常图景，时间与精力常被挤压至极限。
本就承压的青年基数，叠加主动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进一步加剧了代际更替缺口。
除家庭照护负担外，经济重压成为抑制生育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育娲人口研究中心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将一名子女抚养至本科毕业，全国平均支出约68.2万元；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则普遍突破百万元门槛。
仅0—3岁阶段，单日尿不湿消耗量常达五六片，单价数十元的整包产品数日即罄；进口奶粉单罐售价超三百元，半月内饮尽，年均育儿开销轻松突破5万元。
入园阶段压力更甚：普通民办幼儿园月收费动辄三四千元，若叠加早教课程、艺术培训及体能拓展项目，教育支出如潮水般涌出。
与此同时，房贷车贷构成刚性支出——一线城市场景下，月供常在三千至五千元区间，车贷亦需承担一两千固定扣款。
工资到账当日，大额还款即刻划转；日常还需预留燃油费、维修保养金；一旦家中成员突发疾病，财务防线极易瞬间失守。
若祖辈因健康原因无法协助育儿，年轻父母处境更为艰难。
一方辞职专职带娃，意味着家庭收入锐减，生活质量明显下滑；若选择聘请专业照护人员，月薪支出再增数千元，且需耗费大量心力甄别服务可靠性。
职场压力亦不容忽视。
加班常态化、通勤耗时长、任务节奏快，令许多青年下班后仍需处理家务、照料幼儿、辅导课业，甚至深夜伏案批改作业。
身体疲乏尚可调适，精神长期紧绷却悄然透支意志，周而复始的高强度运转，极大削弱了再生育的心理动能与生理准备。
尽管国家层面已密集出台支持举措：四川对普惠托育机构按在托婴幼儿每人每月发放200元运营补贴；海南依据儿童月龄梯度发放托育消费券；北京部分行政区更提供最高达每月1000元的育儿补助。
但相较动辄数十万元的全周期养育成本，现有政策支持力度仍显薄弱；普惠性托位资源亦存在严重供需错配，排队轮候周期普遍长达半年以上。
短期内，青年群体所承受的综合压力难以实质性缓解。
新生儿数量连年下行，2024年出生人口仅为954万人，2025年预计将进一步滑落至不足800万人；而同年死亡人口已升至1093万人。
一边是“婴儿潮”世代加速步入高龄死亡风险区，死亡率持续攀升；另一边是新生代供给严重不足，出生率低位徘徊。
双向挤压之下，人口结构失衡日益凸显，死亡高峰期的统计表征因而愈发醒目。
慢性疾病蔓延——死亡高峰背后的隐性加速器
公众或会追问：除人口结构变化外，是否还有其他关键推力？
答案聚焦于一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大范围流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居民死亡原因中，88.5%与慢性病直接相关。
换言之，每十位逝者中，近九人最终由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变或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引发的并发症所致。
对老年群体而言，随年龄增长，免疫功能衰退、器官储备能力下降，使得“三高”等基础慢病高发易感。若管理失当，极易诱发急性心梗、脑卒中或转移性癌变，成为压垮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年轻人群体同样面临严峻挑战。高强度工作节奏、频繁夜间加班、饮食结构失衡、含糖饮料与高盐外卖摄入过量，正悄然侵蚀健康根基。
临床数据显示，30—35岁人群中确诊高血压、2型糖尿病者比例逐年上升，部分患者甚至因急性并发症骤然离世，慢性病年轻化趋势已成不可忽视的公共卫生信号。
面对这场结构性死亡集中期，无需陷入恐慌式焦虑。
它本质上是人口发展规律演进的客观映射，理性认知与从容接纳方为应有姿态。
家庭生活中，宜增加陪伴频次，倾听长辈心声，定期陪同体检问诊，助力其平稳度过晚年岁月。
社会系统层面，亟需加快构建多层次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扩大优质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覆盖面，切实为青年家庭松绑减负。
每位个体亦当珍视自身健康资本，坚持规律作息、科学膳食、适度运动，筑牢生命质量的第一道防线。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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