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北平下了场不小的雪。
城门口的积雪刚刚扫开，一名巡警靠在岗亭边，手里捧着碗热腾腾的汤面。
他吹了吹，吃了一口，突然皱了皱眉——不是烫，是咸。
他低头看了一眼碗底，只有几根面条和几片咸菜。
这是他一天的晚饭，花了他两分银元。
那时候，一碗这样的面，已经不算便宜了。
他姓孙，三十七岁，原籍河北保定，退伍之后进了北平警察厅，当了一名普通巡警。
每月七块银元的薪水，听上去不算少，可他常说：“七块银元，三天吃得起肉，剩下就是熬。”
说起来，这事儿还是档案室里一份旧报销单暴露出来的。
那是一九三六年的一份巡警伙食统计表，时间、地点写得清清楚楚。
上面列着“早：窝头一只、咸菜一两；午：米饭三两、豆腐一块；晚：汤面一碗”。
全部花费不过四角七分。
看着这纸面上的数字，谁都不敢相信那是一个成年男人一天的饭量。
可那会儿，像孙巡警这样的人，日子过得就是这么紧巴。
那时候的北平，街头巷尾还算安稳，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可实际上，整个社会的经济已经开始往下滑。
抗战前夕，各种币值混乱，银元、铜元、法币夹杂在一起，物价一日三变。
一个鸡蛋从三毛涨到五毛，街头的馄饨从五分涨到一角。
很多人刚发了薪水，第二天就发现买不起昨天的东西了。
警察本该是城市秩序的守护者，可在那年月，他们自身都难保。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那些枪械、皮带、帽徽，居然都要自己掏钱买。
“新来的？去后门那家铺子配一套，便宜点儿。”这是当时老警察最常对新人说的话。
孙巡警的那支老式六四式左轮，就是在鼓楼西边的旧货摊淘来的，二手，枪托裂了口，打一枪得用筷子敲出来。
他曾和同事开玩笑说：“这枪啊，打贼不行，拿来吓人还成。”
可笑归笑，真遇上事儿，他们还得硬着头皮上。
夜里巡逻走胡同，有时碰上醉汉闹事，有时遇到小偷翻墙，有时还得去解散打麻将的赌局。
回家时，鞋底冻硬，肚子空空。
那会儿街头的小吃摊，是巡警最常光顾的地方。
不是因为好吃，是便宜。
两角钱一碗粥，再加个花卷，顶一顿饭。
孙巡警最常去的是西四牌楼口那家“兴顺斋”，老板姓赵，认得他们，有时候还会多添点菜汤。
“赵掌柜，今天这菜汤怎么比昨天稀？”
“今天白菜贵，回头给你补点豆腐。”
这种对话，在当时几乎天天上演。
可问题是，日子不能光靠一碗菜汤撑下去。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孙巡警有两个娃，大的五岁，小的刚满一周。
他每月一发薪水，先去米店赊账，再去医馆取草药，剩下的才是家里的饭钱。
他从不抱怨。
也许是因为当过兵，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城里还有比他惨的人。
那几年，北平城门口常能看到从外地逃难来的百姓，裹着破棉袄，蹲在墙根下烤火，眼里是冻得通红的血丝。
有一次，他抓了个偷鸡蛋的少年。
送到派出所后，少年一句话没说，只默默地把鸡蛋掏出来。
孙巡警看他瘦得皮包骨，问：“你怎么不跑？”
少年低声说：“跑不动了。”
那天，孙巡警把自己的晚饭——一块冷豆腐和半个窝头——分了给他。
派出所记录上写的是“教育释放”。
这事儿后来没人再提，可那张记录单还夹在市政档案里，字迹依然清晰。
再说回七块银元这回事儿。
照当时的物价，一块银元可以买两斤猪肉，或者四斤大米，或者十个鸡蛋。
可谁都知道，巡警不可能拿整块银元去买肉。
他们得算着日子掰着花。
有个老警察曾说：“银元不敢花整块的，一花就心疼，得找人换成小角票，一张张地用。”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换成铜元。
他摆摆手：“铜元？那玩意儿顶啥用？买根油条都不够。”
这不是笑话，是现实。
铜元在北平早就没人愿意收了，贬值得厉害。
可在郊区，有些地方还把铜元当钱用。
于是有些警察的家属干脆搬到城外去住，用铜元买菜，回来再换成银元贴补家用。
到了抗战爆发前夕，北平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警察厅多次拖欠工资，有时发的是粮票，有时干脆发暂代券。
孙巡警的工资有一阵子是按“战时标准”结算，每月只发五块银元，还不如以前。
可他还是没辞职。
有人劝他说：“干嘛非得在城里熬，回老家种地去吧。”
他只说了一句：“城里乱了，谁来管？”
后来有一次，他在西直门外查夜，被小偷从背后打了一棍，倒地时脑袋磕在石板边，没人注意。
等人发现时，他已经昏迷多时。
住院半个月，出院那天，他拄着拐杖回来，手里还提着那支裂了口的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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