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隆

近日，笔者赴欧洲参加一场有关中美欧关系的二轨对话会议，与欧洲多国政府和战略界人士进行深入交流。一个明显感受是，欧洲战略界关于中国和中欧关系的讨论焦点，正在从简单的所谓“降依赖”“去风险”，转向围绕国际格局变化、欧洲竞争力重塑、全球角色调整以及对华认知更新等展开更加系统的思考和辩论。

首先是外部环境巨变下的战略反思。不少欧洲官员和智库学者认为，欧洲正处于大国竞争的“震中”（epicenter），不得不重新审视冷战结束以来欧洲赖以发展的战略逻辑和国际定位。在有关地区安全问题的讨论中，与此前过度单一地聚焦乌克兰危机不同，欧洲战略界对于外部环境的忧虑扩展至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运和产业链的影响，以及中美俄关系调整、国际秩序重构等更广泛层面的议题。

欧方一些人认为，今日欧洲正同时面临来自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三重挤压”：一是来自美国的盟友信任危机和经贸胁迫，以及围绕格陵兰岛主权的激烈斗争；二是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对欧洲造成的“生存威胁”；三是中国科技和产业崛起给欧洲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在有关中美元首互动和中美关系的讨论中，多数欧洲学者认同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助于降低风险，但也担忧沦为美式交易型外交的“筹码”甚至“牺牲品”。

这种“三重挤压”正迫使欧洲反思自身的战略构想和行为方式。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国际规则的重要倡导者，对美国频繁发动贸易战、关税战以及退出国际机制持批评态度。但在焦虑心态刺激下，欧盟及其成员国一些人开始研究所谓“美国经验”，即如何从“实力地位出发”，依托市场规模、科技优势和金融权力等实现自身利益“优先”。部分智库和媒体持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政府补贴”“汇率低估”等议题，呼吁建立类似美国301调查那样的“欧洲版301工具”，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一些政治人物甚至宣称“中国出口正在掏空欧洲工业”，鼓吹迫使中国接受新的“广场协议”式安排。上述由焦虑催生的情绪化政策导向，可能将欧洲带入“错上加错”的轨道。

其次是发展困境催生出的责任外移。虽然欧方部分人承认造成欧洲当前困境的根源是自身竞争力下降，认同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牵头撰写的《欧洲竞争力报告》关于欧洲过度监管、创新投资不足等判断，但主流舆论仍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事实上，无论经济增长疲弱、能源成本居高不下、研发投资不足、制造业资本外流，还是人口老龄化、财政压力和福利体系负担等等，这些结构性问题大多源于欧洲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制度约束，与中国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欧洲个别专家在私下交流中也坦言，中国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够进入欧洲并扩大市场份额，核心原因并非简单的政府补贴，而是在于欧洲各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巨头在电动化与智能化转型中的路径依赖与“守成心态”，以及在关键技术迭代与产业重组上的相对滞后。相较之下，中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的形成，是长期产业政策引导、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充分市场竞争机制与超大规模应用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市场开放、政策稳定、创新生态完善和应用场景丰富，才是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先进制造业领域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这些发展并没有给欧洲制造“额外麻烦”，而是如同一面镜子让欧洲已经存在的问题更加清晰。

然而，这种反思在公开讨论中依然属于少数派。在实践层面，不少欧洲国家仍倾向于通过提高关税、强化产业补贴、设置市场准入限制等方式缓解竞争压力，其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理由是：“汽车产业是欧洲工业基础，大而不能倒。”这种思维反映出典型的逃避心理：承认问题来自内部，意味着必须推进艰难改革；而强调问题来自外部，则能以防御性政策暂时缓解压力。相比改革自己，限制他人显然更容易在欧盟层面形成政治共识，即便欧洲人自己也清楚这样做长期来讲有害无利。某种意义上，所谓的“中国冲击2.0”已经成为欧洲回避自身根源问题的一种心理补偿叙事。

再次是角色调整过程中的复杂心态。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欧洲在安全上长期依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框架内的美国保护，在经济上受益于全球化和产业分工的产业链高端红利、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以及中国市场与供应链保障，在政治上以“共同发展”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外交上通过多边议程设置和规则设计能力掌握制度性话语权。这种长期以来的发展环境塑造了欧洲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强烈自信，也形成了欧洲价值观、制度规则和治理模式具有“天然先进性”的集体认知。

面对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的剧烈震荡，以及内部右翼民粹势力的加速崛起，欧洲意识到提高自身韧性和适应力的紧迫性，提出建设“地缘政治欧洲”、加强战略自主和产业竞争力等一系列设想，但欧洲精英阶层在心理上依然普遍难以放下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意识。例如，面对中美形成各具优势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欧洲依然相信最终能够依靠监管标准、伦理规则和制度设计重新掌握规则制定权；面对乌克兰危机持续消耗欧洲安全资源，部分国家仍坚持远赴亚太地区展示军事存在，把有限战略资源投入地区外安全事务；更加讽刺的是，在近期极端高温持续席卷欧洲、社会关于改善公共制冷设施呼声不断上升之际，一些讨论依然围绕安装空调是否违背减排目标展开。这种现实与理念之间的反差，折射出欧洲仍未摆脱对于过去优势地位和制度、话语、价值优越感的心理眷恋。

最后是对华认知更新时的心理障碍。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欧洲战略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开始出现细微变化，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只是需要被引导的发展中经济体，而是能够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体系和国际市场格局的重要力量。对于欧洲而言，中国已不仅仅意味着市场，更是未来技术革命、产业升级和全球治理合作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重要伙伴。

但很显然，欧洲这种心态调适依然需要时间沉淀。在交流中，有关“中美欧三方分别能够向彼此学习什么”的讨论引发广泛共鸣。不少欧洲专家坦陈，中国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在如何与中国加深合作甚至“向中国学习”的问题上，欧洲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偏见和心理障碍。例如，当年欧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采用“市场换技术”模式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如今欧洲内部已经出现是否可以在引进中国技术方面效仿那种模式的讨论。但至少目前看，不少欧洲人心理上还难以接受。

事实上，在过去三十余年，欧洲标准、欧洲规则和欧洲理念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众多国家学习的标杆对象。大量中国企业正是在进入欧洲市场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产品标准、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合规经营，逐渐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企业。而今天，当中国部分产业开始在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和成本效率等方面形成比较优势时，“向中国学习”却成为欧洲难以启齿的禁忌话题。

作为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理应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合作基础远远大于竞争分歧，产业互补性远远大于排他性。

面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内部发展压力，欧洲产生焦虑、不安甚至恐慌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病急乱投医”，效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安全泛化等错误做法，更不能因为内部改革困难而采取“内病外治”思维，将自身竞争力问题包装成所谓“中国冲击”“中国威胁”“中国陷阱”。真正符合欧洲长远利益的道路，不是人为筑墙设垒、割裂产业链供应链，而是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共同关切，通过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对欧洲战略界而言，如何超越焦虑、正视困难，摆脱心理障碍抓住“中国机遇2.0”，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