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的鸽子扑棱棱飞起来的时候，一位东方面孔的老人正站在不远处的街角，抬头望着总统府玫瑰宫的阳台。那是1983年12月10日的上午，阳台上站满了人，新总统劳尔·阿方辛正在向人群挥手致意。老人没有挤进欢呼的人群，他就那么远远地看着，看着自己妻子的兄长戴上了绶带。有认识他的人经过，拍了拍他的肩膀，喊了一声“程先生”，他回过头笑了笑，然后转身走进了佛罗里达大街的人流里。
这个老人叫程立人，五十七岁，阿根廷名字叫费尔南多·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华人圈子里，关于他的传说已经流传了很多年。有人说他在潘帕斯草原上拥有的土地，开车转一圈要花整整一天。有人说他年轻时跟印度王公做过生意，一颗红纹石就换回来一整条街的铺面。还有人说，他当年是从朝鲜战场上死里逃生，坐着一艘货船漂洋过海来到阿根廷的，上岸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三枚比索。
这些传说里有真有假，但所有人都承认一件事：这个贵州人身上有一种让人看不透的东西。他说话很慢，声音不大，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堆满皱纹，像一个在田间地头劳作了一辈子的老农。可是当他开口用西班牙语跟银行家们讨论利率波动的时候，用英语跟伦敦来的珠宝商讨价还价的时候，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精明和老练，又会让人忽然想起，这个人曾经在三大洲之间编织过一张庞大到令人咋舌的商业网络。
程立人从来不主动跟人讲自己的过去。即便是跟了他十几年的管家，也只是零零碎碎地从别人嘴里听到过一些片段。他不写回忆录，不接受采访，偶尔有记者找上门来，他会让秘书挡回去，理由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可越是这样，人们就越是好奇。一个在西南山城里长大的盐商子弟，是怎么跑到地球的另一端，成了阿根廷政坛“第一家族”的成员？一个在战俘营里过了两年非人日子的志愿军士兵，是怎么白手起家，攒下了几十万亩牧场和十几家珠宝行的家业？
所有的追问都没有答案。程立人只是每年清明的时候，会带着孩子们飞回中国，在思南老家的祖坟前烧一炷香，然后去乌江边上站一会儿。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乌江的水还是那么绿，跟五十年前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
1926年的思南县城，乌江从城边流过，水运繁忙，盐船往来如织。程家是县里有名的盐商，在码头上有一排仓库，沿街还有几间铺面。程立人出生那年，他父亲刚好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把川盐顺着乌江一直贩到了沅江流域，赚回来的银圆装了半箱子。程父大喜过望，给儿子取名“立人”，取的是“己欲立而立人”的意思，盼他将来不光自己能出人头地，还能提携乡里、报效国家。
程家的生意虽然做得不小，但在那个年代，一个内陆县城的盐商，说到底也只是地方上的殷实人家，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程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年轻时跟着马帮跑过滇缅商道，知道外面世界的广阔。他认定了一件事：儿子必须读书，而且要读洋书。于是程立人七岁那年，被送进了遵义的一所教会学校，跟金发碧眼的洋教士学英文、法文，后来又学了西班牙文。
教会学校的教育方式跟私塾完全不同。不读四书五经，不练八股文章，每天上午是语言课和算术课，下午是地理和历史。洋教师们拿着地球仪，指着上面花花绿绿的色块，告诉这些中国孩子，世界有多大，海洋的那一边还住着什么样的人。程立人被这些东西迷住了。他第一次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片叫南美洲的大陆，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和最大的雨林，那里的草原一望无际，成群的野牛在上面奔跑。他盯着地球仪上那个狭长的国家看了很久，记住了它的名字：阿根廷。
谁也想不到，这个十岁男孩盯着地球仪发呆的瞬间，竟然在三十年之后，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变成了现实。
1949年，程立人大学毕业，学的是外语。他本来想到上海或者南京的外国商行里谋一份差事，可那年夏天，长江两岸炮声隆隆，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上海的洋行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歇业。他寄出去的求职信全部石沉大海。在家待了几个月，父亲盐号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到处都是溃兵和土匪，乌江上的盐船已经停了大半。糊口成了最现实的问题。年底，他听说国民党第95军在成都招翻译，就收拾了几件衣服，坐了四天的长途汽车赶到川西，报名入了伍。
第95军是一支杂牌部队，川军底子，装备差，军饷经常拖欠。程立人在军部当翻译，说是翻译，其实也没什么正经事可做，无非是帮着长官们看看英文报纸，偶尔有外国记者来采访，他就跟在后面当传声筒。这种日子没过多久，1949年12月底，解放军兵临成都，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人联名通电起义，第95军也跟着放下了武器。1950年初，起义部队被整编，程立人和几万川军弟兄一起，换上了新军装，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的一员。
这之后的事情就像被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挟着往前走。第60军奉命北上，然后马不停蹄地开赴朝鲜。程立人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180师，这是一支由起义部队和后方补充的新兵混编而成的单位，训练时间短，装备也不算好。很多士兵来自四川农村，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到了东北才第一次看见雪。他们甚至连朝鲜在哪儿都不太清楚，就被塞进了闷罐火车，咣当咣当地拉到了鸭绿江边。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大举南进，一度打到了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但很快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弹药粮食运不上去，伤员运不下来，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和机械化装备开始反扑。第180师被部署在北汉江南岸，任务是阻击敌军、掩护主力后撤。可是通讯联络中断了，撤退命令迟迟没有下达，等到命令最终传来的时候，整个师的退路已经被美军切断。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在很多朝鲜战争史料的字缝里都有记载，但没有多少人愿意细读。一支将近一万人的部队，在缺粮少弹、通讯全无的情况下，被挤压在北汉江南岸的狭长山谷里。美军的坦克和炮兵把出口封得死死的，飞机轮番俯冲扫射。部队被打散了，建制消失了，官兵各自为战，三五成群地往山林里钻。程立人跟着一群散兵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好几天，靠吃野菜和树皮撑着。七天六夜之后，他在一处乱石丛中昏了过去。等他再醒过来，头顶是一盏刺眼的探照灯，几个美国大兵正端着枪低头看着他。
战俘营设在巨济岛，三面环海，铁丝网里关了好几万中朝战俘。美军的看守在铁丝网外面来回巡逻，探照灯每天晚上把营区照得如同白昼。营房是简易木板棚，夏天闷热潮湿，冬天冷风灌进来冻得人睡不着觉。每天的口粮是四百克米饭，说是米饭，其实里面掺了麸皮和沙子，菜汤清得能照见人影，偶尔漂着几片不知道是什么的叶子。战俘们被分成不同的“联队”，按照政治倾向各自抱团，有坚决要回大陆的，有想去台湾的，有想去中立国的，彼此之间常常爆发激烈的冲突。
程立人因为会说英语，被美军指定为“翻译兼联络员”。这个位置极其尴尬。他要负责在美方管理人员和中方战俘之间传达信息，可双方对他都不信任。美军觉得他是中国人，骨子里靠不住。战俘里的回国派觉得他是“叛徒”，帮美军做事。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战俘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汉奸、走狗，质问他到底站在哪一边。程立人一言不发，转身走开了。他说不出来，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他只是想活下去。这个念头很简单，简单到了残酷的地步，但那就是他当时全部的真实想法。
1953年停战之后，战俘交换问题成了谈判桌上最难啃的骨头。中方要求全部遣返，美方坚持“自愿遣返”。为了“证明”战俘们不愿意回去，美方在营区里搞了一场所谓“自由选择”，强迫每个战俘在表格上签字表态：回大陆、去台湾，或者去第三国。不签字的人会被单独关禁闭，断水断粮，甚至挨电棍。签字回大陆的人，表格会被当场撕掉，然后遭到新一轮的殴打和恐吓。
程立人辗转反侧了好几个晚上，最终在表格上勾了“第三国”那一栏。他没有勇气回大陆——自己的履历太复杂了，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战俘，这几重身份叠在一起，回去之后会面对什么，他不敢想。去台湾他也不愿意，他从来没有认同过国民党，在95军那几个月的不愉快记忆还没有消散。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去一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重新活一遍。
1954年，一万四千多名选择去第三国的战俘被分批送往印度。程立人在加尔各答上了岸。那是一段灰暗的日子。印度种姓社会的排外氛围让他喘不过气来，本地人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异类。他在码头当过搬运工，在餐馆洗过盘子，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头，挣的钱刚够填饱肚子。最窘迫的时候，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睡在加尔各答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跟乞丐和流浪汉挤在一起。
熬了一年多，程立人攒够了买一张最便宜船票的钱。货轮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再横跨大西洋，终于在1955年的一个闷热的下午，缓缓驶进了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际线出现在地平线上，那些欧式建筑的尖顶和港口密密麻麻的桅杆，让程立人恍惚间以为自己到了欧洲。他拎着一只旧皮箱走下舷梯，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本英西词典，还有三枚比索的硬币。那是他全部的家当。
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是南美洲最繁华的城市，有“南美巴黎”之称。科隆大剧院的穹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七九大道宽得能并排走十六辆汽车，街边的咖啡馆里飘出手风琴的旋律，男男女女端着马黛茶坐在露天座位上聊着永远聊不完的天。但这些繁华跟程立人没有关系。他一头扎进了城东的贫民区，在博卡区的一条小巷子里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隔间，月租二十比索。博卡区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的聚居地，到处都是破旧的铁皮房子，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油漆，空气里混杂着鱼腥味和轮船燃油的味道。能在这里站住脚的人，都是肯吃苦的硬骨头。
程立人找的第一份固定工作，是在牙买加街上一家叫“华利”的珠宝行当店员。“华利”的老板姓黄，广东台山人，是二十年前漂洋过海来南美讨生活的老华侨。黄老板的店不大，只有两间门面，主要做一些欧洲游客和本地中产阶级的生意，卖些琥珀、绿松石、孔雀石之类的中档宝石。店里原本有一个会说英语的伙计，但那人上个月辞职去了圣保罗，黄老板正发愁找不到接替的人。程立人上门求职，开口就用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跟老板交谈，还顺手把柜台上一块英文说明书里的错误指了出来。黄老板大喜过望，当场就拍板要了他。
程立人在“华利”干了不到一个月，店里的销售额就翻了三倍。他接待外国游客的时候，能用英语跟伦敦人聊天气，用法语跟巴黎人聊美食，碰到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连蒙带猜也能应付过去。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察言观色。什么样的顾客舍得花钱，什么样的顾客只想看看，他扫一眼就大概有数。遇到真有购买意向的客人，他会不紧不慢地从柜台下面拿出店里最值钱的几件货，一块未经镶嵌的祖母绿原石，或者一枚殖民地时期传下来的老银戒指，不夸耀，也不压价，就那么摆在黑丝绒托盘上，让宝石自己说话。这种做生意的派头，反而比吆喝叫卖的效果好了太多。
黄老板是个厚道人，看到程立人这么能干，也乐得多分一些利润给他。两个人商量着把生意做到了店外。程立人发现，阿根廷本地的红纹石产量很大，品质也很不错，但价格一直被压得很低，本地人把它当成半宝石论斤卖，一串手链也就值一顿饭钱。可是这种石头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在印度和中东，却是名噪一时的“印加玫瑰”，被认为能带来爱情和权力，克价甚至超过普通黄金。这中间的差价，大到让程立人的手心冒汗。
他说服黄老板赊了一批货给他，自己又拿出所有的积蓄，凑了满满一皮箱的红纹石原石和半成品，坐船去了印度。为什么要去印度？因为他记得自己在加尔各答流浪的那一年多里，见过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们是如何追捧这种粉红色石头的。他知道买家在哪里。到了孟买，他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每天夹着样品穿梭在珠湖市场周边的珠宝作坊之间，一家一家地敲门推销。印度珠宝商们看到这个瘦瘦的中国人竟然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英语，都觉得很稀奇，愿意坐下来看看他的货。一看之下，当场就有三个人下了大额订单。
那趟印度之行，程立人带回来的利润相当于“华利”珠宝行大半年的营业额。黄老板又惊又喜，主动提出让程立人入股，两人合伙经营。程立人没有答应入股，而是反过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他要买下“华利”。黄老板愣了好一会儿，最后点了头。他年纪大了，儿女都在美国，早就有退休的心思，既然有人肯接盘，价钱也公道，何乐而不为。1958年，程立人正式接手了“华利”珠宝行，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珠宝街上唯一一个东方面孔的老板。那一年他三十二岁，距他拎着破皮箱走下货船，只过了三年。
有了“华利”这个基本盘，程立人的手脚彻底放开了。他不是一个满足于守着一间铺子过小日子的人。骨子里那份盐商子弟的精明和冒险精神，在他站稳脚跟之后完全爆发了出来。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金融区开了分店，又在孟买的黄金地段租了一间展示厅，接着把手伸到了上游——雇人去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阿根廷安第斯山区直接采购原石，绕过中间商。一条从南美矿坑到印度加工厂再到欧洲奢侈品柜台的完整链条，被他一点一点地搭建了起来。
珠宝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同时，程立人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嗅到了机会。1960年代后期，阿根廷的农业出口正在快速增长，大豆和玉米的种植面积连年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对饲料豆粕的巨大需求。程立人在一次去印度出差的时候偶然注意到，印度出口的豆粕价格，竟然只有阿根廷国内采购价的一半左右。他立刻意识到，只要能解决运输问题，这就是一座源源不断的金矿。
他先试着租了一条小货轮，装了几百吨豆粕从印度运回阿根廷，转手卖给了潘帕斯草原上的几家大型养牛场。第一笔单子的利润就让他下定了决心。此后几年里，他不断加大投入，租的船越来越大，航线也从印度延伸到了东南亚和西非。豆粕生意跟珠宝生意有一个共同点：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需要的是对价格信息的敏感和快速周转的胆识。而这两样东西，恰恰是程立人最不缺的。
到了1970年代中期，程立人的产业版图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那条破旧的牙买加街。他在潘帕斯草原中部买下了第一块牧场，养安格斯牛，种大豆和玉米。此后牧场面积逐年扩大，像滚雪球一样从几千亩滚到了几万亩，又从几万亩滚到了几十万亩。当地牧民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东方的牧场主”，报纸上偶尔也会登一张他站在牛群中间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高乔人的传统披风，手里拿着马黛茶壶，笑得一脸褶子。如果不看面孔，他看起来已经跟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根廷农场主没有任何区别了。
财富积累到这个程度，程立人在阿根廷上流社会里已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了。但真正让他进入权力核心圈子的，是一次慈善酒会上的偶然相遇。
那是1975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的一座花园别墅里灯火通明。酒会由阿根廷天主教救济会主办，请来了不少政商名流。程立人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端着一杯香槟站在草坪边上，不远处有一个穿着素色连衣裙的中年女子正在跟几个人谈论着什么。她说话的语速很快，手势很多，看起来精力充沛，跟周围那些矜持的贵妇们格格不入。有人给程立人介绍：“那位是阿尔芭·阿方辛女士，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法律教授，激进党领袖劳尔·阿方辛的妹妹。”
程立人对阿根廷政坛并不陌生。激进党是当时最大的反对党，劳尔·阿方辛是公开反对军政府统治的旗帜性人物，经常在集会上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讲，要求恢复民主宪政。这样的人，在军政府的高压统治下，随时都有被投入监狱的危险。他的妹妹当然也不会轻松。
程立人端着酒杯走过去，用西班牙语礼貌地打了个招呼。阿尔芭转过头来，看见一张东方人的脸，显然有些意外。两个陌生人就这样聊了起来。他们从阿根廷的政局聊到大学里的学术自由，从探戈音乐的起源聊到博尔赫斯的小说，程立人甚至还给阿尔芭讲了一段《红楼梦》里的故事，说贾府由盛转衰的过程跟阿根廷这些年的困境颇有几分相似。阿尔芭听得入了神，她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人——既懂欧洲文学，又会拿东方典故做类比，而且西班牙语说得很地道，几乎听不出口音。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久到酒会散场的时候，两个人还站在花园的灯影里没有要走的意思。阿尔芭是一个直爽的人，她毫不避讳地问程立人：“费尔南多，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身上有一种跟这里所有人都不太一样的东西。”程立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我是一个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这里的人。”他没有展开细说，阿尔芭也没有追问。有时候不说比说更让人印象深刻。
之后的事情发展得很快。两个人在年龄上都已经不年轻了，程立人那年四十九岁，阿尔芭四十出头，都是经历过世事风雨的人，不需要太多的试探和犹豫。阿尔芭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和坚定，她对财富和地位没什么兴趣，反而对程立人那种沉默寡言背后隐藏着的复杂经历充满了好奇和怜惜。而程立人在这个阿根廷女人身上找到了一种久违的踏实感，那种感觉就像乌江边上的石头，不管水流多急，它都稳稳地待在原地。
这段感情理所当然地遇到了阻力。阿尔芭的家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头有脸的政治世家，祖上出过多位省议员和部长。家族里的一些长辈对这个来历不明的东方人心存疑虑，觉得他既没有门第背景，又带着一身神秘的过去，跟阿方辛家族联姻恐怕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劳尔·阿方辛本人倒是没有反对，这位未来的总统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他只跟程立人深谈过一次，谈完之后就对妹妹说了一句：“这个人值得你信任。”
1978年，程立人和阿尔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举行了婚礼。教堂门前的广场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和记者，报社的闪光灯把石阶照得雪白。第二天的报纸上，大字标题写着“一位东方商人迎娶阿方辛家族的女儿”，照片里两个人并肩走下教堂台阶，阿尔芭笑得很灿烂，程立人的表情则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好像这一切都只是他漫长旅途中的一站而已。
五年后的1983年，阿根廷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军政府统治，举行了民主选举。劳尔·阿方辛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成为阿根廷现代民主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程立人一夜之间成了“总统的妹夫”，这个身份给他带来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他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街头小报开始挖掘他的底细，翻出他当年的战俘经历大做文章，有些报道充满恶意，暗示他跟“共产主义中国”有不清不楚的关系。程立人对这些一概不予理会，该做生意做生意，该去牧场去牧场，从不接受采访，也从不为自己辩解。
时间一长，各种猜测和非议就慢慢自己散了。阿根廷人发现，这位“总统妹夫”不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利用裙带关系牟利的人。他照常经营自己的珠宝行和牧场，从不参与政治事务，也从不替任何人向总统传话。唯一能看出他跟总统府有点关系的事情，是他会定期以个人名义向北部牧区的贫困农户捐赠粮食和牲畜，遇到大旱大涝的年份，捐款的数额还相当不小。
1980年代中期，中国和阿根廷的关系开始回暖，双边贸易从几乎为零逐渐增长。大豆、牛肉、羊毛这些阿根廷的优势产品，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而那时候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还非常有限，需要有人搭桥铺路。程立人自然而然地成了那个最适合的人选。他懂中国，也懂阿根廷，知道两边的商务习惯和谈判风格。他牵线把阿根廷的大豆出口商和中国北方的粮油进口公司拉到同一张桌子上，用中西两种语言来回沟通，化解了无数次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贵州茅台酒第一次摆上布宜诺斯艾利斯高级餐厅的酒架，也是他在背后推动的。他觉得那是一桩小事，但很多年以后还有阿根廷的老食客记得，那瓶白瓷瓶里的烈酒有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香气，像草原上烧荒草的味道。
就在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热闹的时候，程立人自己却开始慢慢地往后退了。进入1990年代，他把珠宝生意的日常管理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团队，牧场的运营也逐步过渡到了几个跟随他多年的老伙计手里。他自己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一座庄园里，每天早晨起来沿着林荫道散步，下午坐在书房里看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报纸和杂志，偶尔打越洋电话了解一下各处生意的进展。阿尔芭继续在大学教书，两个人过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
不过有一件事，程立人从来没有松懈过，那就是回中国。1989年，贵州思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乌江暴涨，沿江十几个村寨被淹，一座清代修建的石拱桥被冲垮，两岸的交通完全中断。程立人从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通过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联系到了思南县政府，捐款修建了一座新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还额外拨出一笔钱用于灾后重建。大桥通车那天，县里给他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崭新的桥面横跨乌江，桥头站满了敲锣打鼓的乡亲。程立人把照片收进了书房的抽屉里，那个抽屉里还放着他七岁那年离开思南时拍的全家福。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起了毛，但父亲的面容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后来桥修好了，路也通了，思南的变化一年比一年大。程立人几乎每年都会回去一趟，有时候带着阿尔芭，后来带着孩子们，再后来孙子孙女也带上了。他不喜欢搞什么仪式，就是悄悄地回去，在祖坟前拔拔草、烧烧纸，然后沿着乌江边走一走。江边的石板路已经变成水泥路了，老码头早就不用了，但江水的颜色还是那个颜色，那股带着泥腥味的水汽也跟几十年前一样。
有一年清明，程立人带着小女儿回思南。小女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长大，西班牙语说得比中文好，但程立人一直要求她在家讲贵州话。小姑娘站在村口，用生硬的贵州方言喊邻居一位老太太“嬢嬢”，把整条街的人都逗笑了。老太太拉着她的手左看右看，嘴里念叨着“程家的孙女回来了，程家的孙女回来了”。程立人站在旁边，脸上的皱纹全部舒展开来，笑出了声。
那天晚上，程立人一个人走到乌江边，在江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有想，只是安安静静地听了听江水的声音。五十多年前，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就是从这里坐上船，沿着乌江顺流而下，经重庆、出三峡，一路去了成都，然后又去了更远的地方。那个少年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辈子会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远到连世界地图都快要装不下了。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走了那么远的路之后，自己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条江边，像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人一样。
乌江的水声很大，哗哗地响着，把周围所有的声音都盖住了。程立人就那么坐着，一直到夜色彻底黑透了才起身往回走。身后江面上偶尔有货船经过，船头的灯光在水波里拉成一道长长的碎影，跟五十年前盐船出港的景象，似乎也没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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