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2日，英刚在西藏日喀则去世，59岁。消息传回乌鲁木齐后，朋友们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和缅怀音乐会。来到现场的不只有登山者，还有曾与他一起进入沙漠、古道和考古遗址的人。有人记得他在山上拉手风琴，有人记得酒桌上的俄罗斯民歌，也有人记得，他总能把一群原本分散的人聚到一起。
中国人首次登顶博格达峰、最早发起成立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走过友谊峰、玉珠峰、慕士塔格峰、罗布泊和尼雅——这些是英刚留下的纪录，却不是他被人记住的全部原因。人们记得他，更是因为在新疆民间户外尚未成规模的年代，他愿意拿出自己的钱、放下原有的工作，把一件看起来没有收益、也未必能成功的事，真正办了起来。
英刚生前一直想办成三件事：为舅舅和锡伯族音乐制作一张专辑，重走西迁路，再写一本回忆录。他只完成了一件就去世了。
此后，董务江开始收集英刚的日记、照片和朋友们的回忆，花了近两年时间，替他完成了出书这件事——出版纪念文集《放飞自我，洒脱人生》。新疆早期户外人再次聚到一起。许多人已经很久不再登山，有人头发花白，还有一些人已经无法到场。
对许多关注户外的人来说，英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这并非因为他和那一代人无足轻重，而是中国民间户外早期的许多经历，至今仍未被充分整理和讲述。那些进入雪山、荒漠与古道的人，留下的痕迹散落在旧报纸、私人日记、照片和朋友的讲述里，也随着当事人老去而一点点消失。
今天我们重新讲述英刚，不只是纪念一个人，也是回望中国民间户外刚刚起步的年代。
撰文｜谈小亦
编辑｜赵景宜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董务江、孙岩、王峥、任玉清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1964年4月9日，英刚出生于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五六岁时，他站在舅舅身边，盯着琴弦上快速移动的手指看了很久，也想接过吉他试一试。舅舅担心他年纪太小，把琴弄坏，再三叮嘱他小心。英刚拿到琴，却出乎意料地弹出了一段旋律。
家人记得，他从小便很难安静下来。和小伙伴捉迷藏时，他曾钻进医院的太平间，希望谁也找不到自己。还有一天晚上，他一直没有回家，父母在大院里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有人发现他夹在一棵核桃树的树杈间，仍然睡得很熟。
1982年，英刚进入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班。同学梁红星记得，每逢系里举办文艺活动，英刚总是最活跃的人之一。他会拉手风琴，也会弹吉他，常用不同语言演唱《伊犁河》。那时，他还没有成为登山者，却已经很容易成为人群的中心：热情，善于调动气氛，也总能把周围的人带进自己的节奏。
大学毕业后，英刚进入新疆外贸系统工作。因为懂俄语，也熟悉多种民族语言，他曾被派往中亚担任翻译和中方代表。外地客户来到新疆，他常带他们前往天池、南山。当时车辆只能开到山下，剩余的路要靠步行完成。正是在这些往返中，他逐渐接触到一批喜欢爬山和徒步的人。
1996年夏天，英刚创办葡萄园饭庄已有一年左右。饭庄生意红火，他也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却突然告诉朋友王峥，自己准备退出饭庄、辞去工作，专心筹办一个登山探险协会。
王峥感到不解。在当时，登山是一件费钱、费力，又几乎看不到收益的事。英刚却相信，新疆有雪山、冰川、草原、河流、沙漠和戈壁，这些尚未被充分认识的资源，将来一定会吸引更多人走进去。
1996年夏王峥和英刚在葡萄园饭庄，洽商登山探险协会
那时的乌鲁木齐，已经有一些人自发进入山野。唐杉、董务新、王铁男等人各自拥有相对固定的伙伴，也出现过早期的户外俱乐部。但这些队伍大多松散，彼此之间缺少稳定的组织，也没有一处固定的活动场所。英刚想做的，是把这些人聚到一起。
经过多次商议，他们决定组建一支民间登山队，同时筹备一个正式的登山探险协会。1996年8月，英刚在乌鲁木齐光明路旁的建工巷租下一间带地下室的小门面。地上用于办公、开会和接待，也陈列一些当时并不常见的户外器材；地下室则存放帐篷、绳索和其他装备。
这间小店面积不大，却同时承担了办公室、会议室、仓库和户外用品店的功能，也成为山友们固定的聚合点。人们在这里交换进山信息、讨论路线、筹集经费，开始认真商量，能不能组织一支真正的民间登山队。
1997，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宣布成立
1997，一号冰川活动大合影
此后，乌鲁木齐市登山探险协会成立，英刚担任第一届主席。协会确定了随队医生，招聘了门店工作人员。他们还以英刚儿子的名字，将队伍命名为"赛龙登山队"。
这支队伍最早瞄准的目标，冲顶博格达峰。
为了寻找进入博格达峰的路线，队员们先后数次前往一号冰川、喀拉乌成山天格尔峰，从达坂城、天池等不同方向探路。他们在冬天进行宿营训练，测试自己的耐寒能力，也练习攀冰、缺氧自救和高海拔适应。
那时没有成熟的民间登山课程，也没有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准备方式。很多知识只能从专业登山队留下的资料中寻找，再通过一次次进山自行验证。衣服能否抵御低温，帐篷能否承受风雪，冰爪是否牢靠，身体到了高海拔会出现什么反应，都要自己试过才知道。
王立波，在乌鲁木齐市环球大酒店出发仪式举旗
1997年7月21日下午，七名队员在乌鲁木齐市南门体育馆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出征仪式，随后前往博格达峰。王铁男担任队长，英刚也是队员之一。有限的装备、不充分的经验和过剩的热情，几乎是这支民间队伍的全部资本。
他们把每个人需要携带的食物和装备一一列出：馕、方便面、火腿肠和巧克力，加上睡袋、羽绒服、冰镐和绳索，每个人的背包接近30公斤。第一次站在博格达峰前，一些队员甚至无法相信，人真的可以爬上眼前的山。
途中，他们遇到专业登山者胡峰岭。对方看到这支由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组成、装备简陋的业余队伍，感到意外。他用了一个下午，教他们打绳结，讲解登山要领和发生意外后的救护方式，还把可以提供的装备借给准备继续向上的队员。
但热情无法替代经验。随着海拔升高，天气迅速恶化，队长王铁男又突发肺水肿。7月28日，全队紧急下撤，第一次攀登博格达峰以失败告终。
下山后，王峥根据资料和队员们的讲述，以英刚的第一人称写成一篇长篇通讯，刊登在《新疆日报》。虽然没有登顶，这支民间队伍却第一次通过报纸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
对一支刚刚形成的民间登山队来说，第一次失败本来完全可能成为结束。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也第一次真正知道，一座技术型雪山意味着什么。但队伍没有散去。建工巷的小店仍然开着，地图继续铺在桌面上，进山训练也没有停止。
对英刚来说，第一次下撤只说明了一件事：这件事还没有办完。
第一次攀登暴露出的一个直接问题是装备。1998年3月，英刚和王峥飞往北京，拜访国家登山协会，并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登山用品商店里补充器材。帐篷、睡袋、登山靴、冰镐和绳索等装备，最后装满了三大麻袋。他们还花800元，买下一只潘多登顶珠峰时使用过的望远镜。
这批器材共花费近五万元，全部由英刚个人承担。
但他们仍然买不起所有现成装备。这一年夏天，张东认识了英刚，成了他的"非正式助手"。协会的人常聚在地下室里，对着日本、瑞士登山队留下的路线图和资料，一遍遍研究博格达峰。
阳光之旅探险俱乐部的队旗
日本生产的防雪套价格太高，英刚便带着张东钻进面粉厂附近的鞋料市场，寻找可以替代的材料。穿过路边一个狭小的门洞，里面是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店门口堆着装满鞋料的大口袋，煤油炉的油烟和炒菜的味道混在一起。他们在这里挑选材料，研究绳子、铁锁和其他便宜耐用的替代品。
自制的防雪套后来测试失败了。当年，山友们普遍没有多少钱。有人回忆，在外面吃一碗五块钱的过油肉拌面，也要犹豫很久。到英刚那里开会，他却常常一次请上十碗。
张东后来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跟着英刚抵达博格达大本营，抬头望见那座山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山，人怎么可能爬上去？"
1998年7月25日，经过一年多的探路、训练和装备准备，登山队再次从乌鲁木齐出发。两天后，他们抵达海拔3580米的营地。博格达峰就在头顶，营地里数十面彩旗迎风飘扬。
8月1日，英刚所在的第三结组开始向上攀登。黄昏时，他卸下背负的物资，拿出特意带上山的俄罗斯小手风琴，面对博格达峰拉唱了一个多小时。
吴新刚（前）、英刚（中）、王立波（后），他们在给4700米营地送物资
音乐并没有让接下来的攀登变得容易。第二天中午，冰雹、大雪和浓雾同时到来，队伍被迫停止前进。此后几天，天气预报与山中的实际情况不断出现偏差，对讲机也时常失灵。前方营地的队员所剩物资不多，后续结组却在风雪中数次受阻。
8月5日，风势稍弱，英刚和队员再次向上。他们踏着没过膝盖的积雪，在岩石和冰壁之间寻找被雪掩埋的登山绳。上方滑落的积雪不断灌进英刚的衣领，冰块砸在他的头和脸上。长时间的缺氧和疲劳让他不停打哈欠，一坐下来便几乎要睡着。
通过五千米高度时，英刚顺着一根埋在雪里的绿色尼龙绳走错了方向。绳子在冰壁前突然消失，他贴着陡坡寻找出路，身体却开始向下滑。腰间的安全带将他托住，他急忙把冰镐砍进冰面，重新稳住身体，再借助冰镐和冰爪横跨冰壁，回到能够继续向上的位置。
当天，他抵达海拔5080米的突击营地。那只是一块面积约十平方米的倾斜雪坡。
8月6日清晨，他们带上结组绳继续向峰顶推进。天气再次起雾，能见度越来越低，积雪没过膝盖。翻过一段陡峭冰槽后，他们在一个雪包旁发现一块用岩锥固定的铝牌，上面刻着前方四名队员登顶成功的消息。
英刚听见有人喊"我们登顶了"，加快脚步冲上雪包，眼泪流了下来。但他们很快发现，左侧另一个雪包才是真正的主峰。
所有人再次向前。
最终，英刚和六名同伴站上博格达主峰。周围没有开阔的风景，只有一片浓雾，能见度不足十米。峰顶呈狭长的面包形，积雪厚实。几个人站在白茫茫的雾气里，终于确认：他们真的上来了。
1998年8月6日，英刚（右一）、董务新（右二）、杨立群、吴新刚、宋玉江、邹志强六人成功登顶博格达峰。这是中国人首次登顶博格达主峰
很多年后，张东回忆起这次攀登时说，没有英刚这样始终目标明确、在前面推动事情的人，“事办不成，山也登不上去”。
博格达之后，英刚又把目光投向了友谊峰。
友谊峰位于阿尔泰山中蒙边境一带。为了这次攀登，英刚和队员准备了一年多。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登山活动，也关系到中国登山者能否留下首登记录，以及自己创办的民间登山组织能否继续向前。
2000年7月9日，英刚第一次向友谊峰进发。途中，他从一匹烈马上摔下，右腿骨折，行动被迫中止。
一般情况下，这次受伤足以让整个计划延后。但仅仅休养一个月，腿还没有恢复，走路仍一瘸一拐，英刚便再次出发了。
8月12日，他乘船前往喀纳斯湖头。此时，攀登活动已经遭到阻止，原本的队伍和马匹安排也发生变化。英刚和队员商议后，决定继续以个人名义行动。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没有足够的保险和通信保障。除公司业务必需的现金外，英刚把账户中能够动用的钱几乎全部带在身上，背着亲友重新踏上了前往友谊峰的路。
英刚独划皮舟横跨白湖
刚到白湖附近，伤腿便开始肿胀。骑马经过密林时，两棵树之间的距离很窄，英刚尚未愈合的腿几次被树干挤压，疼得他大骂。透过树林第一次看见白湖时，他甚至没有心情欣赏，只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还能不能继续。
但已经投入的时间、钱和精力，又让他无法停下来。
8月16日，他们正式向山中推进。英刚拖着伤腿走在最后，队友为他制作了一根木拐杖。经过碎石山坡时，每一步都会牵动伤处。他一度把背包留在原地，试图减轻负担，脚上又很快磨出了水疱。
第二天，他选择从冰川上行走。穿上登山靴和冰爪后，伤腿能够相对稳定，但冰川坡度很大，一个小时只能前进约一百米。脚疼得几乎要哭出来时，他发现对讲机也落在了后面，一度产生了终止攀登的念头。
可这个念头没有持续多久。
英刚在日记里写，强烈的攀登欲望，以及不甘心此前所有付出落空的心情，又驱使他继续向上。他把行走拆成极小的单位：海拔每升高几米便停下来休息，或者走上一百个碎步，再重新调整呼吸。
8月20日晚上，他们先向附近的奎屯峰进发。冰坡下方分布着宽窄不一的冰裂缝，英刚的右脚已经很难承重，只能借助冰镐，以外八字的姿势一点点向上移动，有时甚至倒着攀登。
其他两名队员早已到达峰顶。晚上八点半左右，大雾弥漫，他们在上方向英刚呼喊，让他尽快下撤。英刚距离顶峰还有约两百米，却无法接受就此返回。
晚上9点02分，他终于到达奎屯峰顶。
英刚到达友奎屯峰合影
但奎屯峰并不是这次行动最终的目标。接下来的几天，大风持续，食品和燃料越来越少，他们数次产生放弃友谊峰的念头。返回营地途中，英刚的左脚又扭伤了。此时，他的两条腿都已经不同程度受伤。
8月25日，另外两名队员再次有了退意。英刚仍然坚持继续。他骑马穿过乱石滩，向友谊峰靠近。无法骑行后，他又背起约三十公斤的装备徒步前进。双腿的疼痛如同针刺，跨越石堆时还数次滑倒。走到后来，身体仿佛已经失去对疼痛的感知，只剩下机械地迈步。
8月26日，天气终于转好。上午九点，他们再次开始冲顶。途中经过冰裂缝、冰崩和积雪覆盖的坡面，三个人几乎只剩下一个念头：继续向上。
下午3点20分，他们登上友谊峰。
英刚和迪力夏提，在友谊峰
2000年8月26日。左起：任玉清、迪力夏提、英刚登顶友谊峰
在董务江看来，英刚是个"答应的事一定要办"的人。博格达如此，友谊峰也是如此。别人看到的是伤腿、天气、资金和通信条件，他更在意的，却是这件事是否已经完成。
这种性格让他把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计划变成现实，也让他一次次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他不是感受不到疼痛，也不是从未产生过放弃的念头。恰恰相反，他的日记里不断出现犹豫、疲惫和对身体的怀疑。但每一次，他最终都选择继续。
英刚日记
完成友谊峰攀登后，英刚逐渐离开了自己参与创办的登山协会和俱乐部，前往中亚工作。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不再以一个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却没有真正离开山野。有了钱，他便再次投入登山、古道穿越、沙漠考察和音乐活动中。
可以离开组织，身份也可以改变，但只要认定了一件事，他仍然会想办法把它做完。
英刚去世后，董务江整理英刚的日记，才知道他当年是拖着一条骨折后尚未恢复的腿进入阿尔泰山。2003年，两人曾一起徒步进入尼雅，在沙漠中相处了九天，英刚却从未向他提起这段经历。
"成也是这种性格，败也是这种性格。"董务江说。
英刚很少讲他登过的山，董务江记住的，反倒是他唱过的歌。
英刚会拉手风琴、弹吉他，也会用不同语言唱歌。大学时代，每逢外语系举办文艺活动，他总是最活跃的人之一。《伊犁河》是他常唱的一首歌。后来，无论是在雪山营地、沙漠考察途中，还是朋友聚会和酒桌上，只要身边有琴，他常常又会唱起它。
张东觉得，《伊犁河》很像英刚本人。歌声里有热情，也有一种未经修饰的直率；有时粗粝，有时又显得孩子气。正式场合，他会唱锡伯族歌曲和俄罗斯民歌；私下和熟人在一起，也会唱酒歌，讲一些不那么庄重的笑话。他想逗大家高兴，有时却故意板起脸，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他很容易成为人群的中心，但并不只是因为会唱歌。
2019年4月，英刚与朋友们在达坂城黑沟营地。 左起：王疆、杨华、董务江、刘玉、田英刚。
2019年7月12日，英刚登顶慕士塔格峰
在张东的记忆里，英刚首先是一个"办事的人"。大家在建工巷研究路线、准备装备，许多人连一碗五块钱的过油肉拌面都舍不得吃，他却会一次请上十碗八碗。现成的装备买不起，他就去市场寻找替代材料；做出来的东西测试失败，再想其他办法。只要答应下来的事，他便不会轻易放到一边。
董务江说，英刚总能把原本没有关系的人聚到一起。登山者、考古工作者、音乐人、商人和旅行者，因为不同的事情认识他，后来又被带进同一段旅程。有人跟着他走进雪山，有人和他进入沙漠与古道，也有人只是坐在一张桌子旁，听他唱过一首歌。
此后的许多年，工作、经商、音乐和探险时常交织在一起。有了钱，他又把钱投入登山、古道穿越、沙漠考察和音乐活动；每到一个地方，常常又会生出新的计划。
在朋友看来，英刚的生活很难被归纳成一条清楚的轨迹。他似乎总在出发，也总在筹备下一件事：办一场演出，制作锡伯族音乐专辑，进入新的山谷和遗址，再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有些计划办成了，有些停在中途，还有一些随着他的去世，再也没有机会继续。
2021年，梁红星在北京再次见到英刚。距离他们进入新疆大学，已经过去近四十年。英刚老了一些，仍然在谈以后想做的事。聚会中，他拿起巴扬手风琴，又唱了一遍《伊犁河》。
英刚生前一直想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会，最终没有实现。去世之后，那些听过他唱歌的人，却因为他的音乐再次聚到了一起。
有人记得他在博格达峰下拉了一个多小时手风琴，有人记得酒桌上的俄罗斯民歌，也有人记得，他总能从一个看起来没有条件的地方开始，把场地、装备和人一点点凑起来。
英刚生前一直想写一本记录自己经历的书，却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几年，董务江开始收集他留下的日记、照片和资料，也请他的同学、家人和山友写下回忆。很多故事只存在于当事人的记忆里，不同的人记得不同的细节，有些时间和地点已经难以核实。原以为很快可以完成的事情，最后花了近两年。
2004，董务江重走夏特古道，祭奠哥哥董务新。董务新是一位著名探险家。他以多次穿越罗布泊、登顶博格达峰等壮举闻名，被誉为“董大侠”。董务新和英刚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2026年5月，英刚儿子赛龙、英刚母亲吴扎拉-阿利亚，与《放飞自我，洒脱人生》作者董务江。
在这个过程中，董务江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朋友。他发现，英刚很少主动讲述那些最艰难的经历。登顶、受伤和遭遇危险，被写进日记，却未必出现在朋友之间的谈话中。大家记得更多的，往往是他怎样唱歌、请人吃饭，怎样突然提出一个计划，又怎样催促所有人把事情做下去。
后来，董务江把这些散落的材料整理成纪念文集《放飞自我，洒脱人生》。"他要出一本书，我替他出了。"
新书面世时，新疆早期户外人再次聚在一起。许多人已经很久不再登山，有些人头发花白，还有一些人只剩下照片。
你会怀恋早年的户外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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