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以入库案例李某某盗窃案为视角，透视指纹等证据材料，探讨即便有现场指纹也不一定能认定盗窃罪成立的辩护逻辑进路。
审理法院 ：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 ： （2022）闽05刑再3号
入库编号：2023-16-1-221-002
裁判要旨：尽管在案发现场提取到被告人的指纹，如果不排除被告人之前有合理的事由到过现场，且现场还发现第三人生物物证的，则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应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李某某盗窃案无罪裁判的法理评析
摘要：在刑事辩护实践中，指纹等痕迹证据常被视为难以推翻的"科学铁证"，但李某某盗窃案的无罪裁判揭示了单一痕迹证据证明力的深刻局限性。本案中，现场指纹虽与被告人同一认定，但因存在被告人先前合法行为的合理解释，加之现场发现第三人生物物证，全案证据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定证明标准，再审法院据此改判无罪。本文从辩护实务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本案的事实认定困境、证据裁判逻辑及合理怀疑的具体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炼痕迹证据案件的辩护策略与方法论，以期为同类案件的辩护工作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盗窃罪；指纹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疑罪从无；辩护策略
一、案情回顾与诉讼历程
2019年5月23日，被害人卢某某报案称其位于福建省南安市码头镇诗南村的住宅遭人侵入，现金人民币1700余元被盗。公安机关现场勘查过程中，在衣柜抽屉内一把剪刀的刀柄上提取拭子1枚，在衣柜内女士背包的钱包头部提取拭子1枚，并从衣柜抽屉面板上提取指纹4枚。经技术比对，其中3枚指纹与被告人李某某右手拇指、食指指印特征一致，1枚与被害人卢某某右手食指指印一致。此外，从剪刀刀柄和钱包头提取的拭子经DNA鉴定属于同一名未知男性，与李某某、卢某某及其家属均不符。
李某某于2019年6月17日被抓获归案，但始终未作有罪供述。一审法院南安市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同时责令退赔赃款。二审法院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经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决定再审，并于同年8月29日作出再审判决，宣告李某某无罪。本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2023-16-1-221-002）。
二、争议焦点与裁判要旨提炼
综合全案事实与证据格局，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可提炼为：在仅有指纹证据将被告人与犯罪现场相关联，而该指纹的形成存在被告人先前合法行为的合理解释，且现场同时发现第三人生物物证的情况下，能否认定在案证据已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进而作出有罪判决？
这一争议焦点的实质，不在于指纹证据是否真实——其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而在于指纹证据的证明价值，即在缺乏其他佐证的情况下，指纹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撑"被告人实施了盗窃行为"这一关键事实的认定。
再审法院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其裁判要旨可概括为：尽管在案发现场提取到被告人的指纹，但如果不排除被告人之前有合理的事由到过现场，且现场还发现第三人生物物证的，则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应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三、事实认定的三重困境
本案证据格局呈现出典型的"单一痕迹证据"特征，事实认定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
（一）缺乏时空关联性证据
指控的时间段为2019年5月17日至23日之间，但侦查机关未能获取任何能够将李某某与案发时间段相关联的直接或间接证据。李某某从未作出有罪供述，现场没有监控视频记录，没有目击证人，没有通话基站记录证明其出现在案发地附近，没有赃物去向的任何线索。指控所能依赖的，仅有现场提取的3枚指纹。
（二）指纹证据的解释存在竞合
证人证言和李某某的供述均表明，李某某曾于2017年为被害人家中搬运家具并协助安装衣柜抽屉。更为关键的是，南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工作说明》显示，2021年8月27日重新勘查时，仍能从抽屉面板上刷显出两枚指纹。这一事实证明，该指纹具备长期保存的特性。由此，一个合理的替代性解释得以成立：指纹系李某某2017年在被害人家中从事家具安装工作时遗留，而非2019年5月实施盗窃时所留。
（三）第三人参与可能性无法排除
现场提取的两枚拭子经DNA鉴定属于同一名未知男性。剪刀和钱包恰恰是盗窃行为的关键工具性物品——剪刀可能用于撬开或割开障碍物，钱包则是盗窃的直接目标。一名未知男性的生物痕迹遗留于这两件物品之上，这在逻辑上完全可能意味着该未知男性才是真正的作案人。在缺乏其他指向李某某的证据的情况下，这一未知男性的DNA构成了一条指向"另有其人"的重要线索，严重削弱了指纹作为排他性定罪依据的证明力。
四、法律分析 （一）刑事证明标准：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双重结构：客观面向的"证据确实、充分"与主观面向的"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本质是一种风险分配机制——当事实认定者内心存在"合理"的怀疑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选择。所谓"合理怀疑"，并非凭空臆想的或过于牵强的怀疑，而是基于证据和常识所产生的一种实质性疑虑，能够使一个理性的人在作出重大决定时犹豫不决。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直接证据案件与间接证据案件中具有不同的适用逻辑。在存在直接证据的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主要围绕直接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展开。但在仅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本案即属此类——排除合理怀疑具有更为根本性的规范功能：它要求证据之间必须形成环环相扣的逻辑锁链，且这一锁链在逻辑上应当具有排他性，即不能合理地推导出被告人无罪的其他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条进一步细化了间接证据定罪的规则："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一）证据已经查证属实；（二）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三）全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四）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五）运用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这一规定明确了间接证据定罪的"结论唯一性"要求——当证据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时，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二）指纹证据的证明价值与固有局限
指纹证据因其客观性、稳定性和个体识别性，在刑事司法中被视为具有较强证明力的科学证据。然而，指纹证据的证明价值并非绝对的，其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指纹形成的时空背景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方式。从证据法原理出发，指纹证据至少面临以下三重局限：
其一，接触不等于实施。 指纹仅能证明某人曾接触过某一物体表面，但无法证明接触的时间、原因和行为性质。某人接触某物品可能基于合法事由，也可能基于与犯罪无关的偶然因素。证据法上将这一局限称为"接触痕迹的语义不确定性"——同一条痕迹证据，可以承载多种不同的事实解释。
其二，遗留时间难以精确测定。 尽管指纹的留存时间受材质、环境、温湿度等因素影响，在技术上有一定的判断空间，但在司法实践中尚无法精确测定指纹形成的确切时间。尤其在数年的时间跨度内，指纹可以长期保存而不发生明显退化，这进一步削弱了指纹证据在时间维度上的证明力。
其三，单一指纹证据不具有排他性。 在缺乏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单一指纹证据在逻辑上无法排除"被告人曾合法到过现场但未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据此，仅凭指纹证据定罪，实质上是用"接触可能"替代了"实施行为"的证明，这在证明逻辑上构成了不当跳跃。
从更深层次看，指纹等痕迹证据在法庭证明中的角色应当被准确定位为"情境证据"，而非"身份锁定证据"。痕迹证据的价值在于将被告人置于犯罪情境之中，但它本身不能完成从"在场"到"作案"的证明跨越。这一跨越必须由其他证据（如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赃物去向、被告人供述等）来共同架设。当这种跨越缺乏证据支撑时，定罪的基础即告崩塌。
（三）本案"合理怀疑"的具体化展开
在本案中，再审法院认定的"合理怀疑"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化解析：
第一层面：关于指纹形成时间的合理怀疑。 本案指纹的形成时间存在两种合理解释。解释A：李某某于2019年5月盗窃时触摸抽屉面板留下指纹；解释B：李某某于2017年在被害人家中安装衣柜抽屉时留下指纹，该指纹长期保存至案发后被提取。证人证言和李某某供述证实了李某某2017年到过被害人家中并接触过衣柜，而《工作说明》证实了该指纹具有长期保存的技术条件。在两种解释均具有合理性的前提下，选择解释A作为定罪依据，不符合"结论唯一性"的要求。
第二层面：关于第三人作案可能性的合理怀疑。 现场提取的两枚拭子经DNA鉴定指向同一名未知男性。剪刀和钱包是盗窃行为的关键工具性物品，一名未知男性的生物痕迹恰恰遗留于这两件物品之上，这在逻辑上完全可能指向该未知男性才是真正的作案人。控方未对这一生物证据作出合理解释，则该证据在客观上构成了指向"另有其人"的实质性线索。
第三层面：关于证据链条完整性的合理怀疑。 本案的证据格局呈现"单一证据孤岛"形态——仅有指纹证据将李某某与犯罪现场连接，而在作案时间、作案手段、赃物去向、犯罪动机等定罪的核心环节上，均缺乏任何证据支撑。证据链条不仅要求各环节的证实，更要求排除链条之外的"开放性"——即不存在未经调查的、指向他人的合理线索。本案中未知男性的DNA恰恰构成了这样的"开放性"因素，使得整个证据链条无法闭合。
上述三层怀疑在性质上均属于"合理怀疑"而非"任意怀疑"。它们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第一，有证据支撑（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DNA鉴定意见、指纹长期保存的技术说明）；第二，符合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指纹可长期保存、2017年曾接触过抽屉、第三人可能接触过犯罪工具）；第三，不具有牵强或臆造的特征。正因如此，再审法院认定这些怀疑足以动摇有罪判决的证明基础。
（四）疑罪从无原则的规范内涵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石性准则，其规范内涵可概括为：当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且这种不明状态无法通过证据调查予以消除时，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作为无罪判决的法定情形，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的规范地位。
疑罪从无原则的正当性基础可以从以下维度进行学理阐释：认识论维度——司法裁判受制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当事实真伪不明时强行作出有罪认定存在极高的错判风险；价值论维度——惩罚一个可能无罪的人，其错误的严重性远大于放纵一个有罪的人，"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功能论维度——疑罪从无对侦查和控诉机关形成倒逼效应，推动刑事司法从"口供中心主义"向"客观证据中心主义"转型。
本案再审改判正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适用。一审和二审的有罪裁判陷入了"有指纹即有罪"的证明误区，将接触痕迹与实施行为不当等同。再审法院清醒地认识到：当指纹的形成存在合理的替代解释，且现场存在指向第三人的生物证据时，全案证据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定标准。在此情形下，维护疑罪从无原则的规范效力，优于追求个案的惩罚效果。
五、辩护思路总结与解析
李某某盗窃案的无罪裁判，为辩护律师办理同类痕迹证据案件提供了系统性的方法论启示。辩护律师在面对以指纹、DNA等痕迹证据为核心指控的案件时，应当从以下五个维度构建辩护逻辑，将"科学证据"从不可质疑的"铁证"还原为需要严格证明的"证据之一"。
（一）破解"接触即犯罪"的证明逻辑
辩护律师首先应当深刻认识到：痕迹证据在证明逻辑上存在从"接触"到"实施"的鸿沟。控方将被告人置于犯罪现场后，往往暗示"在场即作案"——这正是本案一审、二审有罪判决的思维惯性。辩护律师的职责，正是在这道鸿沟上架设"合理怀疑"的桥梁。
具体而言，辩护律师应当向法庭揭示：指纹、DNA等接触痕迹的本质是"身份关联证据"，而非"行为实施证据"。前者证明被告人曾出现在某个空间、曾接触某个物体，后者则需要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特定犯罪行为。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跨度，必须由其他证据予以填补。当控方无法提供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赃物去向、被告人供述等佐证时，辩护律师应当明确指出：证据链条在此处存在结构性断裂，定罪缺乏基础。
（二）激活"合理解释"的辩护功能
在痕迹证据案件中，被告人或辩护律师提出的替代性解释，是动摇控方证明体系最有力的武器。本案中，李某某关于"2017年安装衣柜时遗留指纹"的辩解，正是导致再审改判的关键因素。
辩护律师应当注意以下操作要点：其一，替代性解释必须具有证据支撑——仅有被告人的口头辩解尚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辩护律师需要积极挖掘证人证言、书证、技术说明等客观证据为辩解提供支撑。本案中，证人关于李某某2017年到过现场的证言和《工作说明》关于指纹长期保存的技术说明，共同为辩解赋予了"合理性"。其二，替代性解释只需达到"合理"标准，无需达到"确实"标准。这是辩护律师在庭审中需要反复强调的证明法理——质疑控方结论的合理性，不意味着必须证明自己的解释为真。其三，替代性解释应当具体而精确，而非笼统模糊的否定。越是具体、越是能够与客观证据相印证的辩解，越具有"合理"的说服力。
（三）将"合理怀疑"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具体论证对象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法定证明标准，在辩护实践中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辩护律师需要将合理怀疑具体化为可感知、可论证的实质性疑点。本案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操作范本：将合理怀疑拆分为指纹形成时间的怀疑、第三人作案可能性的怀疑、证据链条完整性的怀疑三个层次，层层推进，环环相扣。
辩护律师在面对类似案件时，应当系统性地审查以下可能产生合理怀疑的维度：痕迹形成时间的多义性（能否排除合法遗留的可能？）；现场是否存在第三人痕迹（能否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背景（是否存在合理解释接触的事由？）；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或不协调之处；关键证据是否存在保管链条不清、鉴定程序瑕疵等技术性问题。通过将合理怀疑具体化为可论证的细分问题，辩护律师能够将抽象的证明标准转化为具象的辩论武器。
（四）构建"证据链条完整性"的批判性框架
在间接证据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建立起"证据链条完整性"的批判性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操作思路是：以间接证据定罪的五项条件为标尺，逐一对照、逐项检验控方证据体系的完整性与排他性。
辩护律师可以遵循以下审查步骤：首先，审查每一项间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其次，审查证据之间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本案中指纹遗留时间与案发时间的矛盾、未知男性DNA与指控被告人作案的矛盾，均为典型的"无法排除的疑问"；再次，审查全案证据是否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即从作案动机到作案时间、作案手段、赃物去向等犯罪构成的各个环节是否均有证据支撑；最后，审查能否得出"结论具有唯一性"——即是否存在可合理推导出的其他结论。按照这一框架逐步推进，辩护律师能够将控方证据体系的缺陷系统性地暴露在法庭面前。
（五）证据视角下的再审纠错程序运用
当案件已作出有罪判决时，辩护律师应当认识到再审程序的重要纠错功能。本案中，一审、二审均作出有罪认定，但再审程序最终纠正了前两审的偏差。这提示辩护律师：对于证据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案件，应当坚持申诉策略，将目光投向再审程序。
辩护律师在再审申诉中的工作重点包括：一是挖掘原审中未被充分关注的证据疑点——本案中《工作说明》关于指纹长期保存的内容，正是对原审有罪认定构成实质性挑战的关键材料；二是强化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适用错误的论证，而非仅仅重复"事实不清"的笼统主张；三是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等权威裁判规则，以类案为支撑推动再审程序的启动与改判。
六、结语
李某某盗窃案再审改判无罪，是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一次精准适用，也是痕迹证据证明力边界的一次清晰厘定。该案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指纹证据只有在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形成完整证据锁链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当指纹的形成存在合理解释，且现场存在指向第三人的生物证据时，必须作出无罪认定。
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本案的意义超越了个案本身。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辩护方法论：从挑战"接触即犯罪"的证明逻辑，到激活合理解释的辩护功能；从将合理怀疑具体化为可论证对象，到构建证据链条完整性的批判性框架；再到证据视角下再审纠错程序的系统运用。这些辩护策略的核心，不在于对抗科学证据的真实性，而在于揭示科学证据在证明逻辑上的局限——指纹能证明"在场"，但不能证明"作案"；能证明"接触"，但不能证明"实施"。辩护律师的价值，正在于将这一证据法上的基本命题，转化为法庭上可感知、可论证的具体争议，使疑罪从无原则从纸面走向现实。
游涛，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和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
热门跟贴